加藤嘉一：从革命的影子里 找古巴改革的气息

 
　　当然，这里谈的“市场化”是经济上的市场化。至于政治上的体制放开，我就不知道了，一路上也没有机会询问，了解。我在街上有所体验的是，人们都很敬佩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革命英雄，并认为“他们的革命是对的。”
 
　　我在古巴居留期间，唯一明确对体制和现状表示不满的是一名前记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国会周围偶遇，后来我请他到附近的酒吧喝啤酒。36岁的他始终很警惕地看着周围，有没有事，我用英文问他，“你怎么了？”
 
　　他有些发抖地说，“我没来过这种地方，怕警察会不会抓我，毕竟跟外国人谈事嘛，而且，当地人一般不进这种酒吧的。”我察觉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敏感。
 
这位年轻男子原来在古巴的某报社当记者，当时的月薪为600Peso，后来辞职，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干杂事，据他说法，“现在工资多一点，工作轻松很多。”
 
　　我们拿着啤酒杯干杯后，很自然地进入聊天。
 
　　我问他，“你怎么不干记者了？”
 
　　他犹豫着进入思考状态，在自己脑袋里想一想，回忆以往的工作，然后让我瞧前面一座高建筑。
 
　　“你看那栋楼，很破吧，一直没有维修。假设有女孩儿从那里掉下来怎么办？我会很担心的。但我不能写这个故事…所以，我辞掉了。”
 
　　我继续听听他内心的咆哮。
 
　　“我当时天天哭…”
 
　　我悄悄地问他，“你对你祖国的未来，怎么看？乐观吗？”
 
　　他慢慢地，却无奈地说，“当我60岁的时候，什么也不变。还是这样子，我很悲观。不过，家庭是好的，我跟母亲、姥姥，过得很好。”
 
　　我向他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你想不想逃离这个国家？”
 
　　他强有力地否定说“No！I love my country, do not wanna get out, just need money to buy what I want。”
 
　　离开古巴的最后一天傍晚，我在哈瓦那的一个景点，面向大海的海岸路Malecon散散步。这里是当地人休闲，放松，聊天的地方。时间流逝得很慢，没人查手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在地活着。在那个公共空间，也没有什么谈体制和国情的氛围。
 
　　我则一个人胡思乱想，“假设能够把Malecon开发好，一定像上海的外滩一样漂亮。”想到这一步，我又开始自责，“不，这样的思维根本不适合解释当前的古巴，更无法解决古巴人所面临的问题…”
 
　　突然醒过来，自问“到底什么是古巴人所面临的问题？你懂吗？”
 
　　我不懂。只是随便想象眼前“未开发”的空间“被开发”的前景，虽然我也无法证明从“未开发”走到“被开发”的古巴社会一定不陷入一种划时代意义上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