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既有的意识形态阵营已经彻底瓦解，此前东亚地区的敌友也出现转换，比如中越战争、中苏冲突，但是那都是在两大阵营尚存的情况下出现的调整。但美越在1995年建交之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既有的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着美国对中国、越南等国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褪色意味着地区合作缺少了理念的支撑，东亚地区尚未出现一个可以界定地区特质和未来图景的国家，就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东亚地区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稳固的地区合作需要共识与理念的支撑。在儒家文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后，东亚地区缺少主导性的共识。经济合作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持久性的纽带，但经济合作终归是有限的，深入到金融货币领域还是要依靠价值观念的认同才能推进下去。
冷战曾将东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了多次内部冲突，多边安全机制根本没有可能；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采取了双边结盟的方式，与欧洲那种多边安全机制大有不同， 双边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庇护与附庸关系，不像美欧之间更多的基于一套透明的程序建立同盟关系。东亚这种破碎的双边同盟安全体系使美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也鼓励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做法。自希拉里在东亚外长论坛中提出重返亚洲之后，美国的机会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纠纷之际，美国便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越关系在几年内急剧升温就是证明。
美国这种补漏与钻空子的做法并不能重塑东亚秩序，因为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已经分层且互相交错，敌友难分，这显然也是美国机会主义的产物。首先，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朝鲜除外），在产业连接上相互依赖程度很深，虽然中日、中越关系时有紧张，但是产业的合作依然继续，越南在南海与中国有纷争，但是其进口极大依赖中国，尤其是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越南很难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其次，经济增长一直是东亚的亮点，而现在中国已经展现出重构东亚经济合作网络意愿，亚洲投资银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远景规划都将为周边国家带来红利，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占优势。相比于TPP的高大上，RCEP可能更适合东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领土争端方面，美国试图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构建敌人”，但是又不愿意为这些小弟的“冒进”、“鲁莽”买单，乌克兰、中东的危机已经显示出奥巴马在外交的笨拙，最近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依然无法掌控一切。1993年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断言，在21世纪美国当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了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都不算。20年前的断言现在尤为恰切。奥巴马坚定地相信美国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责任，但是“领导”并不意味在已经漏洞百出的东亚安全百衲衣上再挖洞，而是要做一件新衣服。
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纷争也是这种变革的不适应症，而周边小国同样也有不适应症。去年中国历史性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对目前周边局势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既往外交欠账的弥补。
一定程度上，在机会主义的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周边外交调整之下，东亚格局中的小国不再是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