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空识别圈”划到了所谓“中间线”以西的纵深，春晓、天外天等油气田设施也都在此“防空识别圈”内。图为日本单方面主张的200海里线。
其次，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对手和以色列没有太多往来，甚至没有建交，这是以色列“行动自如”的一个现实原因。而中国和周边国家都有外交关系，政治和军事行动无疑会受到各种条约的限制。
以色列只和两个邻国有外交关系——约旦和埃及。这两个国家也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仅有的两个建交国。以色列和叙利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等阿拉伯大国以及伊朗不仅没建交，而且关系长期敌对。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经常威胁空袭伊朗，这既是以色列对安全过分在意的突出表现，也“得益于”两国根本没往来。从这意义上讲，任何“狠话”都可以理解。
中国不仅和美国日本有外交关系，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上发展外交关系的重点。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美日既是大国，也是周边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军方的各种政策，首先都要考虑这个“大势”，在此之下，才能做出其他符合逻辑的判断和行为指向。这与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根本不同。因而戴旭所言也很难付诸实践。
第三，以色列的很多军事行为是长期军事斗争考验中锻炼而来，同时具有全球最为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相比周边国家和对手国家，以色列基本具有绝对的心理和战略优势。中国长期处于和平发展环境，和美日相比，军事经验和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并不突出。
很多人认为以色列的后台是美国。实际上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也有竞争关系，但双方拥有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分歧。因而美国可以把其最新的武器装备投入以色列，同时以色列也利用在科技领域的巨大创新力来改造或者制造新式装备，这是以色列军事力量强大的内外结合的重要因素。以色列建国65年来打了5场大的中东战争，同时经常和恐怖分子进行真枪实弹的作战，再加上全民皆兵的战争意识，这让该国在中东地区很难找到真正的对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几乎没有战争行为，军事装备的进步在最近十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和美日的军事装备相比，还有提升的空间。中国不能轻言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美日的战略优势并不十分突出。因而戴旭称要为日本武装设置限度，不能让其超越自卫水平，虽然在理论上没错，但是中国难以进行实际操作。
以色列和中国是有着共同利益的，而且双方的军事合作也在稳妥地推进，并且一直在互相学习借鉴。仅仅这两年的例子就非常突出。比如2012年8月3艘中国海军舰艇首次到访以色列并参加联合军演。更早些时候，两国的开展“反恐”合作，以色列边防警察在北京进行了大型演练，参练的有以色列边防突击队的53名警官。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2011年夏天访华，以军总参谋长甘茨2012年访华，与中方的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实现了互访。
但以色列虽然战争胜利无数，该国的安全环境却依然严峻，可见强大的威慑力也有两面性。中国在学习以色列人在军事斗争上的坚韧之外，更多的可能要思考政治上的博弈技巧和经济上的附加成本。所谓“上兵伐谋”应该是题中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