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铎：这不是将亡的问题，而是整个军方今天面临到一个问题，整个的战争形态、社会形态、两岸关系全部变了。在10年前、20年前的时候，我们当兵的时候愿意战，敢战，至少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现在来讲，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的武装力量我们是绝对比不上，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自己也面临到整个人口的结构的问题。
第三个，国防的概念要不要调整，因为国防不再是靠着以前一样打人海战术，部队集结车辆。我一直在想，当空军买不到飞机，当海军买不到船，当陆军招不到兵的时候，台湾“国防”到底建构在什么基础下？为什么我们不从这个根本上来着想，说我们将来到底要一支怎么样的部队？因为现在的战争绝对不是说可以拖多久的，你北中南东四个特遣队七百个人，如果说训练的很精良的话，陆海空的这个状况可以很迅速的处理。
我们台湾并没有么多的好的武器，但是我们可以训练出最好的兵来去解决突发的状况，第一个；第二个，我有好的后备动员系统；第三个，我有那么好的电子的基础，为什么我们不发展电子方面的，这个可以军民结合来发展的；第四个，军人这么久都悲哀在哪里，我们一直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防”，可是我们始终在政治里面纠结，到现在建立不了，但是唯一可以建立的是“中科院”有那个能力发展火箭，只要这个就够了。我在前年的11月12号给高华柱写了一封信，问为什么不是自己改革，而要被迫改革，不幸言中，你现在是被迫改革，但是如何发挥台湾的优势，在国际战略上形成你的点，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独立的概念、思想，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听美国的，而且政府的官员80%都是在美国读的博士，我对你们有很大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建立自主“国防”的重要原因。
彭诗婷：天铎哥提了非常多很好的一个建议，我们刚刚提到说军法废除的时候，友骅哥，虽然军法刚刚我们讲到很恐怖那些军法，虽然废除了，但是像台湾军方还是可以用体罚的方式，洪仲丘就这样被体罚被整到死。
张友骅：体罚是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个要看长官的态度，我也自己干过代理连长，我把一个兵送到禁闭室，我天天晚上7点钟以后一定去看他，你今天到底怎么样，你有没有悔过的意思，就好了。这些顽劣的人都需要别人的关怀，但是我们长官也是视而不见。我们一年52周，军中教校、教导每一周都有重点讲习时间，结果全部都没重点，变的没有重点，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军方高官他永远不知道他的下属究竟在想些什么。所谓的不当体罚在我们那个时候就存在，但是三番五次下令说不准不当体罚，可是暗中我们的长官说只要我不在，随便你，就是这种心态，我觉得是人质加便宜心态，让军中的管教出那么多的问题。
彭诗婷：如果要检讨台湾军中的问题，可能台湾一周重点十集都还不够讲，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候回来带你来讨论的是两岸关系发展密切之下，不再兵戎相见，未来政治犯有可能解套被释放吗，而两岸情报单位日前在第三地谈判，交换被俘虏的情报人员，但最后却谈判破裂了，怎么回事？休息一下，稍候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一周重点的现场，两岸现在关系发展是非常的密切，而日前两岸的情报人员也在第三地来谈交换俘虏的一个事件，不过到最后却是谈判破裂了，这部分想请教的是天铎哥，虽然两岸已经不再兵戎相见，但是政治犯要互相释放，其实还有非常困难的地方？
李天铎：对，谈判总是好事，有接触比没有接触好，我觉得至少跨出第一步，可在第一步的时候，当对方提出要把罗贤哲换回去的时候就破局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谈判人员太没有经验了。我们在国外工作很久，都知道谈判是一门艺术，最重要的第一个，你要摸清楚对方是什么身份，他的代表性够不够，而且这个谈判他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你一定走进死路；第二点当你了解的时候，那么谈判我有什么筹码，他可能会出什么招，这个其实在事先都要去做模拟推演的，他们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我们用什么问题，那么这个来来去去的时候，才能够增加谈判的内容。
第三个，其实最重要的，这一次换俘谈判的时候，对方提出罗贤哲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的谈判人员太没有经验了。我从1989年开始在法国跟他们往来，大家很清楚的我要谈判知道什么。如果是我在场，当他提出说你们把罗贤哲交给我，那我会说，没有问题，我们把罗贤哲交给你，那你可不可以把林毅夫交给我，对不对。你给我出一个难题，我也给你出一个难题。那其实我们做情报工作都知道，这是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兆，情报部门我们开始谈判，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筹码很少，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接触，怎么样让对方有台阶下，我们有台阶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把过去在大陆的情报人员营救回来，这是政府任何一个领导人责无旁贷的工作，这是我们重要的前提。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一次情报的谈判是作为政治谈判的铺路，所以我也很慎重的呼吁大陆的当局，你不要那么紧了，有一些示出善意来的往去这个总是好事。
彭诗婷：就像天铎哥说到，这次事件其实谈判的技巧很重要，但回归到本质来看，两岸互信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
张友骅：两岸互信的政治基础只有一个，双方都要诚信。现在事实上，谈判截至目前为止正在进行，就我所知，像陈虎门将军也非常关切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也跟陈虎门将军建议，说是不是由退役官员先沟通联系，建立互信基础，然后逐级逐级的向上推。换俘的话，好比说中国大陆判12年，现在已经坐了8年、9年、10年的牢的人，是不是能够提前开释？我说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去跟他谈，而不是强迫人家，说刚刚关进去就要把他换出来，这样别人当然不同意，那种已经判刑确定的，这些人是不是可以透过双方的谅解，就所谓的政治诚信的问题，先把他给换回来。还有一个，能不能双方都把名单给提出来，哪一些人可以优先，哪一些人可以延后。
台湾从陈水扁开始就对于这些人不闻不问，我们每一年接到的很多的陈情书，天铎他也晓得，都直接找到我们，但是我跟中国大陆朋友沟通，结果朋友跟我讲，友骅兄，这件事不是你我可以决定，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件事。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透过海基海协，正式的沟通平台在那边谈，我想氛围建立以后，政治的谈判应该也可以进入到一个实诚阶段。
彭诗婷：最后剩下一分钟，我想问天铎哥，我们回归到很现实的层面来看，其实台湾这边只有抓了大陆的情报员就三个，其实台湾这边是被抓了很多个，其实以筹码来看的话，其实台湾这边是没有什么筹码的。
李天铎：基本上台湾在这方面如果就情报工作的俘虏来说，我们的筹码是少的，但是在这一方面，就像台湾跟大陆的面积不能成比例一样，站在一个情报工作者来讲，任何一个做情报工作的都各为其图，我今天只要在位一天，我一定为“中华民国”效力到死，今天大陆也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两者之间，情报工作对情报工作来讲的话，应当可以体谅这个立场，有些人事实上没有犯那么重的罪，是可以放的。有一个名单出来告诉人家他的消息在哪里，那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政府、军方跟情报单位对于事情的认知，今天这些人为“国家”工作，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回来，要面对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否则受苦受罪都是小的。
彭诗婷：过去两岸除了军事对峙时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悲剧，但是过去的一些内战历史都已经过了，两岸应该要学习向前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现场做深度的点评和分析，我是彭诗婷，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