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诗婷：友骅哥刚刚提到，讲到的就是说挖坑然后恐吓，这部分就让我想到台湾军方有一些十大酷刑，带你来看一下有哪十大酷刑，譬如像拳脚殴打、电击棒电击，还有捆绑恐吓活埋，还有吃土、吞砂、灌肥皂水，或者是将头塞入蓄水池，或者是用铁针扎血管等等的，这部分天铎哥，现在还有这样的十大酷刑吗？
李天铎：这个用刑在部队里面是另外一套，这个讲的十大刑是指以前警备总部存在的时候，他们有保安，那个时候警察、调查局都不够看，碰到警总大家都软。关水牢干什么，你没有什么东西侦不出来的，而且在大敌当前，一个匪谍就把你拷死了。
彭诗婷：可是关水牢这些如果明明没有的事情，你被屈打成招或者是当替死鬼去了。
李天铎：在那时候这种事情都很多的，我本身也是受害者，很多人都问我，说你当初干的好好的，在法国然后买了舰艇回来之后，为什么要退？我当初就是碰到殷仲文当局长。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每个参谋都有自己的特长，自己会把对问题的意见写下来呈给上级，局长甚至于重要的问题也会找我们来问，为什么这样子？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那种氛围很好，大家一起为“国家”在做事情，但到殷仲文的时候，他就是贯彻李登辉的指令。我们提了一些意见给他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人如果不听话，我就军法办你。我们这些军官当了20年了，你这么霸道！我说那你干好了。
等我把一个很重要的案子——美国地区辖区调整，别的参谋撤一个组签不下来，我把美国地区整个辖区调整撤了四个组，我整个做完以后上去，他还在跟我争论。后来我跟他简报一完，我12分钟报完，他找不到问题，结果他怎么骂，为什么你们在美国撤一个组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开玩笑，一个组牵涉好几个州，文书怎么交接以及到密码到关系的交接，那个绝对不是你一个礼拜命令去就能完成的了。这就反映了他这种从陆军起来的那些观念——我下命令我最大。他说我安全局局长半个小时盖完章就接了，开玩笑，下面有多少的作业，他不去管你这些，他只认为维护他的权，维护他的主观权。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我打了报告，说我可以不干，我反正满了20年。下来以后，我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就说军官到底怎么去调整。这呼应了刚才友骅讲的，军方没有法制概念，他完全是人质，就说我官最大的时候我要怎么就怎么，但是这样不对，这个观念一定要改掉的。军方不愿意去面对社会的进步去调整，因为军人不是靠钱不是靠权，而是有一种荣誉跟责任，在这种的驱使下的时候钱都不问题，生命都不是问题的时候，才能够保护“国家”。
彭诗婷：天铎哥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用军法办你，为什么他们都讲军法办你，我就来办你的意思。
李天铎：他就可以办你。
张友骅：我刚刚讲的，保防监察跟司法，通通是军方一把抓，当保防监察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军法办你的时候，回归到了最后还是回到他的手上，一个人究竟要判几年，一个少将司长就有权利。我还亲身经历过，我手下有个班长是一个山地人，晚上喝醉酒，携枪出去，上了计程车，然后枪抵着司机说你给我开到哪边，他就睡着了。计程车司机把他开到宪兵队，宪兵队处理以后，他不驾外出、携械逃亡、抢劫计程车，这三项罪名，是唯一死刑。我们想帮他解释，结果我们长官跟我怎么讲，你不要解释了，省得你牵连在内，反正军法从事，就完了。你晓不晓得军方做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那个时候是许历农接六军团司令，所有六军团少尉以上的军官，早上4点半全部到靶场，然后5点钟枪决，叫那些军官都站在那边看那个士官被枪决。请问他的供词有没有，请问他的自白有没有？那为什么判？他们说郝柏村下了一道命令，批“可”，就一个字“可”，完全没有经过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一条生命就没了。
你究竟是把平时当做战时，还是战时用更严厉的？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连枪毙一个人都要叫我们去看。许历农讲了一句话，告诫你们好好管束你们的部署，不然军法从事。
李天铎：军法伺候，这个我1963年在外岛的时候很清楚的，那时候外岛的指挥官就有权决定，那时候如果说发生这种盗刑犯上就枪毙，枪毙的时候通令每一个连，把连上最顽皮的小兵全部带到现场去看，看完以后他至少有三天说不出话，至少一个月，大概大半年就乖乖的，因为你看到人怎么被枪决，外岛指挥官就有权批掉你。
彭诗婷：在军法的不当使用之下，会造成一个人质的情况，这让大家非常的诟病，但是有立委觉得如果军法废除的话，那三军将亡，因为怎么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