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问：抗战时期虽然情势动荡，但是您笔下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仍然坚持着教学质量与标准，师生的行为做派都令人感动。相比而言大陆现行的教育，无论教学原则、价值观、方法、选用教材、教师素质各方面都难与1949年之前相匹配。您长期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一国之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一流的中学、大学又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
齐邦媛：教育是分很多层次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力量来自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都很多了，但是师资都待加强。科技也许短期可授，人文思考却需真正的读书人，耐得住长年的寂寞，给他们较单纯的环境，才能多作抽象的思考成智慧。
问：在颠沛流离之际，仍有偌多知识分子坚守理想，仍有文学安慰心灵。在此想借王德威先生的评论一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学史多年后才有此叹息，百年动荡埋没了多少智慧心灵！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文学是什么？让我引用一年前席慕容赠我《一首诗的进行》有几行说：在字里行间等待着我解读的/原来是一封预留的书信/是来自辽远时光里的/一种仿佛回音般的了解与同情/直指我心啊，天高月明……/是否只因为/爱与记忆，曾经无限珍惜/才让我们至今犹得以得以/执笔？
问：由此有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齐邦媛：知识分子的定义很广，大约读多些书，有些见解吧。《巨流河》的书腰上说我是知识分子，大约是因为我写了一本有意见的书吧。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我确也做了许多传承的努力。例如1970到1988年间我曾在台湾大学教文学院研究生“高级英文”课，专做英美文学选读。近二十年间教了至少四百个研究班学生，他们今天约五十多岁，在台湾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些分量，都是继起开来的知识分子。在我其他课上的学生数倍于此，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甚多。环环相扣，形成台湾今日的文化。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应该可以说尽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问：您认同丹纳的观点，认为“时代、民族、环境是构成文学的三要素”，上世纪中国经历了民族、环境的巨大变故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
齐邦媛：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以此三要素写小说容易引起杀身之祸。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很伟大的小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台湾1959年出的姜贵《旋风》）等也永不朽。
问：您曾评论，“台湾新一代作家，文字很好，聪明得不得了。但是题材不大，没有真正着力的地方。”您认为台湾文学真正着力的地方应该在哪里？为什么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相对而言技巧十足而内涵较窄？
齐邦媛：我想时代、环境的震撼力都进入太平时代的平庸期了，人们理想和失落都较和缓，新的教育处处增加儿童自信。文学中所需的追索、自我盘诘较少，文学技巧本身不能自成文学。
问：在与白先勇先生的对谈中，您曾提到，如今的人“生活好，有吃有喝，心情却茫然，这个才是大问题。”您年轻时也曾对自己的前途与和国家的茫然难以消除，感到“当年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这种茫然与当下这一代人的心情有何差别？以您的个人经验而言，这茫然又当如何解脱？
齐邦媛：1947年我到台湾后所遇师友都是做建设性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此开始一生服务态度，然后结婚生子，有家庭责任，渐渐走出茫然的心境。
我不使用电脑，不能精确地比较电脑时代的人生态度和书本时代到底怎样不同。也许活在太平、充裕的时代，电脑上零碎的知识也足够使他们快乐了，没有大的忧愁又何必强说愁。有些年轻人文章中说茫然，总得自己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