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荣誉教授齐邦媛在她80岁那年，开始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巨流河》，以一个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2010年，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在大陆面世，引起强烈反响。今年年初，齐邦媛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的台湾人民也与大陆人民一样，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且台湾在1950后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因此台湾者并非简单如今日许多媒体所言，都是“失败者”。齐邦媛表示，台湾人民绝非是失败者，“六十年来至少可以有不说话的自由，职业也可以自由选择。教育仍以捍卫中华文化为主，但绝对容许不同的研究。”
齐邦媛
以下为齐邦媛专访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巨流河，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是辽宁百姓的母亲河，亦是齐邦媛自幼离开但魂牵梦绕的故乡。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年轻时留学海外，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将军，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郭松龄军不愿参加军阀内战，但筹划已久的兵变失败，以致身亡，跟随他倒戈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为了避人耳目，齐世英常常改姓，儿女也得跟随。小时候的齐邦媛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
年幼时齐邦媛身体瘦弱，常常生病，在学校参加抗日游行时连鼓也背不动，老师只得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大鼓，她在旁边只管敲。
所幸即便战乱纷频，齐邦媛仍得以接受完整的教育。搬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校长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的号召下坚持西方教育原则；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汇集朱光潜、吴宓、陈西滢、凌叔华等一流学者。齐邦媛在此期间感受到文学的力量，隐然开启此后一生致力的事业。
与求学并行的，是与自幼相识的张大飞的鸿来雁往。这位负有家仇国恨的爱国青年，在抗战期间加入美国飞虎队，每周浅蓝色的航空信封给齐邦媛以莫大的安慰。齐邦媛高二那年，张大飞来看她，走了一半突然站住：“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也是唯一一次。
抗战胜利的前几个月，张大飞坠机牺牲，此生再未能相见。八月十五日夜，重庆满城欢庆，齐邦媛想起为战争牺牲的张大飞们，大哭回家：“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
战后的气氛全然变了。原来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已经涣散，而政治空气笼罩到所有课外活动，一切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为“前进”程度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齐邦媛不愿参加任何政治阵营，只躲在一隅读自己的书。她始终记得吴宓先生在他的毕业论文上写的批注：“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那是教她爱心宽广，早懂悲悯二字，因“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大学毕业，恰有机会请她去台湾大学做助教，她正对工作和国家均感到迷茫，便带了自我流放之意要去看看。去时买的是双程票，谁知此生便落在台湾。
齐邦媛在台湾教书几十年，先后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直至退休。同时她将精力投注于文学交流，将西方文学引进到台湾，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白先勇称赞她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而她对自己的评介只是平静：“如果说我的优点，就是可以集中精神做事，也能静静地思索、坚持。因此选择单纯的生活。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却没有侵略性的缺点，留得读书思想的青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