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
问：“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让无数亲历者、研究者对历史报以无奈的慨叹，您是否曾设想过，假如东北无恙，假如郭将军当年打过巨流河，历史又会如何发展？王德威先生在评论中说，东北与台湾实则互为倒影，同是移民之乡，都曾成为殖民地，面对宗主国，都有一种悲情和不平。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评价？在您看来，东北与台湾两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至少二十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他兵谏身死时四十一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我父齐世英在巨流河战后到南方投入政治，原是相信中国这么大，可做的事太多了，充满了报国的理想。想不到抗日胜利之后反而不能还乡，埋骨海隅。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问：抗战结束时期，您回家大哭一场，说“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为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众所期盼的喜悦，而只剩下“虚空”？
齐邦媛：胜利之夜欢声震天，火把照亮了每一寸黑夜。张大飞在胜利前三个月战死，生者狂欢，死者默默。我为所有战死的人恸哭长夜，这狂欢中有太多的亏欠。更何况胜利后很快就是混乱，更多的死亡离散，对许多人只剩下虚空。
齐邦媛
问：与政治保持距离，一方面是您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令尊教诲。若干年后看实在是明智的选择。您书中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八十年代回到大陆探亲时，也亲见了当日意气风发的同学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当时作何感想？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中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问：您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这消耗的原因即是战争？仅只是战争？
齐邦媛：抗战八年，政府在万分艰困之中实施公费教育，维持弦歌不辍。大多数师长学术水准和态度都不错。我们这一代不仅是被战争消耗掉的，是战后的时代，多数没有适才适所的工作选择，在政治狂风中如同柳絮。
问：您如果当年留在了上海，后期也会被当做黑五类子女而遭受批斗、运动，更不会有今日之成就。如今想来，是否庆幸当年来到台湾？
齐邦媛：像我那时仍一心想读书、在高深学问中求发展的年轻人竟似无路可走，整个中国都在非右必左的政治漩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我如留在上海何能生存？勇敢孤身一人1947年来到台湾，原是自我流放之意，但来后结交了一些建设台湾的人，深感庆幸。
问：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很难不卷入政治迷局中，然而卷入之后又往往迎来悲剧结果，这是试图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选择和悖论。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政治、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分寸把握？
齐邦媛：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我六十多年在台湾从未涉足政治。教书写作自得其乐。
问：写到钱穆先生时，您说“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零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正因如此，去台湾者并非简单如今日许多媒体所言，都是“失败者”，似乎只是悲情的地方和人群。以您接触认识的人们来看，是否有不在少数的人是怀着钱穆先生一样的愿望自愿前往的？他们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可曾有了什么思想变化？
齐邦媛：台湾六十年来至少可以有不说话的自由，职业也可以自由选择。教育仍以捍卫中华文化为主，但绝对容许不同的研究。人民并没有感觉是失败者。钱先生由香港来台湾度晚年，受归国学人礼遇。后期陈水扁等人因竞选反对前人政策。钱先生九十六岁逝世，并未离开台湾。
问：若干年后在台湾您也面临政治上的艰难选择，一则编选国民教材时要面对是否“政治正确”的非议，二则此后评介台湾文学，也会面临“你是不是爱台湾”的诘问。面对这样社会性的政治舆论，如何自处？
齐邦媛：现在的台湾几乎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什么都是“正确”的，什么都有人反对，一般人也不太当真。似乎近年来连发财都不太令人兴奋。大家共同怕的是地震，但是常常小震，也不怕了。当年的奋斗，“往事只堪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