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因素，利益缠绕，决定了消除流通领域的“肠梗阻”现象要比想象中难。对此，政府部门应有更大作为。

　　商务部长陈德铭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流通费用占GDP的比例过高，大概18％，而发达国家的比重一般在10％以下。今年将重点在降低流通费用上下功夫。陈德铭同时吐槽：自己在网购时曾遭遇快递送货慢问题，有次给孙女买的元旦礼物1月5日还没收到，快递公司解释称“政府部门我们不送”。

　　中国GDP总值是51万多亿元，流通费用就高达9万多亿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不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仅从日常感受中就可得出流通费用高的结论，社会也对此关注已久。流通费用过高，对经济的伤害巨大。一方面，扭曲了市场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钱都被中间环节挣了，消费链条的供需两端深受其害。最明显的例子是：菜贱伤农，菜贵也伤农。每当价格出现明显浮动，没有哪一方能从中受益，原因即在于流通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流通费用过高还起了变相“鼓励”违法的作用。有媒体曾随长途车出行，发现如果完全按照规定运输，在支付行车成本后只能净赔。如果寻求利润，就不得不超载。也因此，一些地方还催生了保护超载的非法寻租空间。【更多】

　　在“三公经费”的制度笼子还没有编织好之前，不妨先压缩“三公”经费的开支。

　　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八项规定”发布以后，北京正在对压缩“三公经费”的具体方案进行研究，近期将出台。全国人大代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表示，为了控制行政管理经费，特别是“三公”经费支出，按照中央八条要求，各有关部门将会陆续出台一些具体管理办法，包括会议经费、出国出境经费、公务用车等方面。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各地、各部门在公费开支上均有明显效果。压缩“三公经费”开支，今年让“三公经费”负增长是民心所向，也是继续落实“八项规定”，巩固治理成果的必然。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地方的两会已基本开完。不过，截至目前，很少看到有地方像北京这样，明确表示要压缩“三公经费”。

　　就在前段时间，浙江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 对“三公经费”预算零增长表示了异议。舆论也普遍呼吁各地“三公预算”负增长。实际上，自从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经费”以来，由于透明化和引入公众监督，不少地方的“三公支出”已经大幅压缩。

　　去年，北京财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8.64亿元，比2011年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下降24.22%。而在落实“八项规定”方面，杨晓超表示，“公务接待费可以压缩的空间比较大。另外在行政经费当中，会议费、差旅费、调研和培训的费用，也还有压缩的空间。”【更多】

　　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发言中批评政府收费乱象，并建议暂停一切政府收费项目授权，从而引起现场委员们的强烈共鸣。据悉，周汉民的发言题目为《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在整个发言过程中，他总共赢得了9次掌声，也因此成为当日最受关注的大会发言。

　　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的乱收费现象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甚至，随着近年来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通过设置收费项目来进行社会管理的情形有所增加。对此，有人还美其名曰“以经济杠杆解决公共管理问题”。这种简单化的治理方式也许缓和了某些社会问题的发酵进度，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既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又增加企业和私人的负担。

　　事实上，依照现代政府的基本要义，政府自身并无开征税费的权力，而必须经由人大决定。当然，较之开征新税种需要人大决议通过，开征新的收费项目只需要由人大授权政府即可。现实的情况当然毋庸多言，政府凭借其强势可以很容易获得各种收费项目的授权。由此，也带来了一年公路的罚款额高达3000亿，房地产、制造业面临几十乃至数百种收费的现状。【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