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接受调查的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1900多名居民中,仅两到三成表示信任陌生人。时隔一个多月,这一信息引起的震荡和反思还未结束。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也用不着拿具体数据作支撑。不过,信任指数跌破底线的判断仍然具有不小的冲击力。
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加深。蓝皮书内的表述或许显得抽象。回望我们的生活,现实场景切片不一而足。
为买到放心奶粉不得不海外代购;去银行储蓄担心各种不当收费;陌生人问路搭讪怀疑其居心不良;想伸手帮路人搬行李却怕被误当小偷……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企业机构、政府的行为、动因判断,总不自觉地倒向质疑,“阴谋论”逻辑大行其道。
以前,关于重建和恢复社会信任,有很多的提法和建议。现在更加重大的问题是,在这种互不信任的背景下,我们还怎么讲改革,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又怎么去实现?
拿改革来说。改革承担着重建信任基石的作用。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信任,改革从何谈起?最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问题盘根错节,因此不能寄望短期内根除问题。应当说,这类表述其实是客观的。而实际上,一些有步骤性的改革探索,专门领域的研讨,不同阶层的博弈讨论,也已经或正在通过不同途径展开。可这些努力没能在更大程度上抵消来自民间的消极解读。
改革所涉的利益分配,需要的正是公平博弈以及随之聚合的向心推力。从这个层面来看,一旦没有信任,驱动改革的巨大力量就难以形成。另一方面,民众的不信任情绪,又会反过来让改革者失去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对改革可能带来的情绪反弹的恐惧,掩盖了对改革释放正能量的预期。如果说在商业领域,互不信任会导致交易成本提高甚至“双输”,那么呈现于改革领域的此类情形,对应着受信任危机影响的高昂“政治成本”。【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