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2010年9月才开始接触微博的，最初也只是看到喜欢的东西转发一下。第二天早上所有人打电话说老薛你不能瞎转发，你这属于刷屏，你得说一句赞啊、支持啊、写的漂亮啊，慢慢地从一个字变两个字，两个字变三个字，慢慢地就多了。

　　我粉丝增长的第一个高潮是因为我关注了"打拐"这个社会热点。从微博打拐之后，我五月份确诊得了癌症，这个消息一经微博发布立刻引来很多网民的关注，一时间粉丝量陡涨。在2011年5月24号的微博上，我说，"微博是个好玩意儿，着实改变了我的一切。粉丝是要的，我真的可以说交游满天下，癌症是要不得的。但用这个我的粉丝竟然过了六十九万了!"自那以后，我的微博粉丝就长得很厉害，逐渐地从一百万很迅速涨到五百万，从五百万涨到一千万。 [详细]

　　我可能是最早的一批用户，就是新浪微博还没有对社会公开的时候，内部测试会员大概有十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微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只是觉得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所以通过互联网的话，无论对我们取得知识，跟别人的交往，还是我们商业各方面都有帮助。既然互联网说他们有个新东西，那我就试一试吧。

　　我最初的几年几乎每天都发微博，不发微博的天数屈指可数。而微博也让我身边的事迅速而广泛传播，我的微博先后在十多个主流门户网站上落户，我的几乎每一句发言都会成为第二天相关网站上的文章标题。在从微博用户发展成大V的网络旅程的开始，我感受到的是网络的互动性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详细]

　　说来好笑，作为一个在短短时间内获得数百万粉丝关注的人，我最早开始使用微博，竟然起因于他人对我的冒名顶替。2009年8月，新浪微博开始内测。因为已经在Twitter上体验到了微博的神奇，新浪微博也力邀我加入，我就在第一时间开通了我的新浪微博。8月27日，我的第一条新浪微博的内容是：李开复：祝贺新浪微博客上线。从此，我使用微博的主阵地，慢慢从Twitter转移到了国内的新浪微博和后来开通的腾讯微博。

　　在发微博过程中，我发现有"真材实料"的原创分析、论断，可以很快获得几千条转发和评论。此外，我在转载别人的有价值微博时，也经常会加上自己的点评。这样一来，我的微博对粉丝们的作用就越来越大，转发和评论数量也越来越多。 而为了在微博上更好地展示和发布自我，影响更多的粉丝，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分析微博写作以及吸引粉丝关注的技巧。 [详细]

　　审视重新向公众发声的知识分子会发现，1993年以来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和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等。一位公知大V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有青年学者就撰文指出了部分"公知"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 [详细]

　　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公知挨骂其中既有其本身的原因，也有公众对公知的误解。跟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因此"公知"就成了一个无比复杂、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共语法"，各人的准则、策略和言行就会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民众对公知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公知"进了报馆，就成了"媒体"，当上了官员，自然就是"政府"，而跟粉丝一道起哄，也就变成了群众。

　　朱大可说，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详细]

　　潘石屹：左右双方的人对我都有误解，毛左的人对我误解更厉害一点，他们基本上是无产阶级，说上街就上街了，他们更暴力一些;而公知一天想喝好的、吃好的。总体来看，毛左对社会的破坏性要比公知大。从我的情感来说，我肯定不是毛左，可是从理智分析来说，我也不是公知。毛左和公知代表的东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代表的东西，一党专政和多党轮流执政，所有这些都是旧的秩序和东西，新的东西应该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 [详细]

　　李开复：我在多次采访中说过，我是一个不跨线的人。我希望分享科技、投资，同时也希望谈谈经济、社会。过去10年，我一直爱惜名声超过爱惜地位、金钱等，但我还是希望做自己的事情。假如10年以后你被“帽子”扣翻了，被“运动”打臭了，全世界80%以上的人都被影响的认为你不好，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产生的价值，这个交换是值得的。 [详细]

　　秦志晖、杨秀宇等人被抓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经常造谣、传谣的微博大V、没实名认证的所谓"意见领袖"等纷纷悄然删除了自己以往的造谣、传谣的很多微博内容，有的甚至把原来的几百上千条微博删除得只剩下几十条，一些历史类造谣微博就是典型例子。

　　微博传播谣言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跟微博大V造谣、传谣等密不可分。这些谣言"老虎"有的直接攻击党和政府的政策、做法，有的不加考证就随意甚至故意转播一些容易引起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的官员腐败、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虚假信息，有的故意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历史已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翻案，并大肆诋毁、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上的伟人等，尽管网友反映强烈，但相关网站尤其是商业网站不愿意对其采取销号等严厉措施，进一步纵容了错误言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详细]

　　《荀子·大略》说"谣言止于智者"，大意是说，没有依据的话，传播到有头脑的人那里就不能再流传下去了，也就是说谣言经不起推敲。但在网络时代，有专家分析，谣言及一些奇谈怪论往往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件事，尤其是突发事件，实际上没有消除的方法。微博上，拥有众多粉丝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V"，谣言能够在他们的转发中停止吗? [详细]

　　1947年产生了一条著名的谣言决定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也就是说，谣言产生跟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成正比，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应越大。我们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只要重要性和模糊性其中一个要素趋向零，谣言便不容易产生，所以披露真相、消除模糊性是"根除"谣言的一剂"良药"。 [详细]

　　以嫖娼名义抓薛蛮子，就技术分析而言，这样的"祛魅"行动非常成功。作为一个标志，可以说，权力已经扭转在和大V公知们博弈时的被动局面。按照《1984》的逻辑，大V公知们在公共领域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而按照《美丽新世界》的逻辑，它也不可能成为令官方头疼的问题。这几年来，官方之所以很被动，不过是还没有形成"要保护大家的集体利益就要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如何"这样一个共识，如此而已。

　　但在今天，这些问题都已经搞定。官方需要做的，就是在公共领域，或明或暗地打掉"反体制"的话语权威，而又避免留下在进行政治打压的把柄。它无法成功地做到控制所有的信息，但瓦解大V公知们在话语中心的地位，因为后者的水平和素质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后果不难预见：网络、微博将陷入噤若寒蝉的局面；官方形式上的话语权威会成为传播的一个特点。 [详细]

　　围绕2月以来颇受关注的微博举报山东企业"高压泵深井排污"问题，山东省环保厅再度表示"所有举报竟无一属实"，并认为"网络大V邓先生"应向受冤枉企业道歉。

　　在打击网络谣言的微妙形势下，山东环保厅官微选择这个时候向曾经表达质疑和异议的大V邓飞叫板，很是值得玩味。通过官微和大V这场交锋，不禁令人反思一个老问题：社会进步需要怎样的官民对话。从被动回应，到有底气的话语逆袭，山东环保厅官微站在了这场官民对话的优势位置。是不是意味着，话语优劣势的转换，官微就应该表现出盛气凌人呢?

　　至于邓飞是否该对"受冤"企业道歉,其实无关紧要:邓飞既没妄断情势,也没恶意攻击,而是抱存疑求证心态,其质问意在监督,而非败坏企业声誉。政府公开信息,确也无需与公民对赌,而是应履之责。真相浮出水面,是对"蒙冤"企业的最好洗白。 [详细]

　　媒体人郭松民撰文说，在国家认同这一点上，很多大V们都让人感到靠不住。如有的人已是外籍公民，我们又如何要求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有的人已将自己的全部资产转到国外，中国只是他赚钱的地方，这难道是国家认同的一种表现吗?还有些大V执迷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认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违反政治正确。 [详细]

　　另一篇社评称，不得不说，大V是中国突然冒出来的现象，这在中国舆论场上还是头一遭。如今的大V们大多未曾进入过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他们过去的话语权很小。但问题是，对突然而来的巨大话语权，一部分大V没有能力hold住它们。不少大V活跃在舆论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一些人发言并非总是出于公德心。 [详细]

　　而8月1日一篇网友博客被官媒挂首页后疯狂转载，开篇即说，"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 [详细]

　　一场攻击微博大V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微博似乎因此而清净了不少。然而我相信，这种局面注定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宗旨相悖。过去几年，微博成为一个高度公共化的舆论场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达到空前程度。微博动员大量普通民众关注公共事务，海量的转发，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微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网络的匿名性，确实让一些不实之词有可乘之机，政府对此当然应当严加监管。但不择手段地抹黑微博大V，罔顾法律界限的净网运动，目的却在于打击网络舆论场域。舆论是政治的重要机制。改革必须尊重民意，需要民众的支持。如果继续围剿大V，民众不能在网络上自由讨论，改革就没有舆论支持，也就寸步难行。 [详细]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于8月10日下午在北京召开。十几位互联网业界管理者、从业人员和微博名人齐聚央视新址演播厅，对话畅谈网络名人的社会责任。

　　曾经因为转发谣言而道歉的潘石屹表示，大V的道德水平不一定会更高，所以更要凭良心讲真话。同时，潘石屹表示，谣言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网络社会应该人人都参与，民众不应该是被动教化、引导的对象。谣言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让大V、网络名人去教化民众，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这不靠谱。"潘石屹第一时间在自己微博上追加评论。

　　胡延平认为，大V要理性，每个公民也不要有起哄和围观心态，而管理部门要能够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治理互联网本身，这三方合力才能让网络释放出引领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详细]

　　在于建嵘宣布下乡挂职消息前一天，他借着近来网络空间谣言整顿的浪潮发话称，"以粉丝数量来说，我一直在一百多万徘徊，根本算不上大V，但现在央视批大V，大家认为我是大V，我就认了!以知识水平而言，我也根本上算不上知识分子，但现在有人臭公知，我也认了。从今天起，我就是大V和公知"。

　　作为研究三农问题的资深学者，于建嵘此番下乡能引起重大关注自然与他在微博上的活跃度密不可分，可以说他是大V中认识到"知行合一"重要性的极少数。古人教我们读万卷书不假，但更重要的在后半句，即行万里路。公知大V若真想担当社会责任，发出更多正能量，光为言论和观点负责远远不够，而必须为生活本身负责。于建嵘的下乡建设，为公知大V们起了个头，愿这是个好的开始。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