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为的是希望知青办能给他们单位的子女给点方便，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
        来“走后门”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点的知青点，还有一个，是希望能把孩子早点弄回城。一些干部来找我开后门。我就说，“如果让我帮忙找地方的话，很难找。但是你们自己找好了地方，我开绿灯就是。”不过，对于领导开口的，市知青办一般都会照办。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详细]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蒋巍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采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一一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详细]

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
        另据一篇名为《被亵渎的青春》的报告文学描写：“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详细]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在农村口粮不够、无钱购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毛着胆子冒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知青生活之悲苦：“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于是，便有了开篇一幕，毛泽东回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一语道出环境使然。另一位告御状的知青胡向东，因“现实中遇见的一些事情无法理解”致信周恩来总理，并附上一首16字令的诗《送》:“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家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金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详细]

为何原本热血沸腾响应号召的知识青年们，却“堕落”成不良之风的参与者甚至制造者？“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始目的一被触及，其理想色彩彻底剥落，“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化为乌有。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解决当年城市就业难题一大举措的牺牲品，明白了是伟大领袖当时希望尽快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的“一着棋”，于是觉得自己们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悲从中来。怅回首，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矣，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灰。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详细]

大部分知青千方百计回归了城里，虽然有一些回城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多数返城知青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以上海为例，“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潮涌回上海，安排工作很有难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作家叶辛回忆道：“我们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也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够进到这样工厂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留下的知青的命运也很坎坷，前两年北京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青，写了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还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一家宾馆，迎面遇到一个当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换洗下来的被单、枕套什么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来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个招呼。我问她做什么，她跟我说回来之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做这个。我问她每个月收入多少？她说也就是500到700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