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之风盛行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
广州市很少有装空调的地方，广交会的会场有空调。我们想借那里开会，起先那里的负责人不借。有人告诉那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为的是希望知青办能给他们单位的子女给点方便，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
来“走后门”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点的知青点，还有一个，是希望能把孩子早点弄回城。
一些干部来找我开后门。我就说，“如果让我帮忙找地方的话，很难找。但是你们自己找好了地方，我开绿灯就是。”不过，对于领导开口的，市知青办一般都会照办。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主管领导倒是很自律。市里有个领导硬是把儿子送去下乡，结果那孩子想不通，疯了。
那时，政策上是“反走后门”。市知青办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少挨过批评。有一次，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批评我们，说省冶金厅给了从化民乐茶场好处，作为交换条件，茶场计划外接收了省冶金厅的知青。
省里一个领导教我们这样应付：“广州市是归省领导的，省冶金厅也是归省领导的，市知青办管不了他们。”就这样，把问题推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