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机会
为北京市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商人符合相应条件，同样可以在北京落户。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外省市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中，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的一名合伙事务执行人、公司制的私营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等私营企业的负责人，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就可以申请北京户口。
具体条件则包括连续3年担任该私营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有本人所有权的住房；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企业职工中的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等。这部分人可以为本人、配偶及一名未成年子女申请落户城六区。
2013年2月，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周卫民曾在北京市投资促进工作会议上表示，2012年北京市投资促进局首次获得了为投资北京企业高管办理北京常住户口的资格，符合相关标准的企业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等高管人员都可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为14名企业高管及家属共45人办理了北京市户口。
进入政府系统工作是落户北京的另一个机会。比如考入中央或北京市公务员系统任职、进入央企的重要工作岗位，以及考入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大学生村官、大学生社工岗位等。当然，这部分群体的数字同样相对较少，特别是很多北京市公务员岗位在招考的时候即规定了北京户口的前提条件。
回归户籍登记功能
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提出“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人口快速集中，到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接近1100万，远远超过此前的规划数字。
在上世纪60年代，依据是否拥有按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国家开始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类型。到今日，虽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早已远离人们的生活，但由此确立的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尚未发生根本变化。
日前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在城镇人口方面，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被人们解读为户籍制度的松动。但在同时，《规划》仍然明确严格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现在我们的城市格局，实际上是之前不太合理的城镇化策略导致的结果。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在市场竞争中有很大的优势，吸纳了大多数的人财物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人口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袁振龙认为，过去城市之间资源的配置，有市场的力量也有行政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由于大城市本身就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加上政策的引导，导致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各种优势地位，对人口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目前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在这么小的区域里面工作生活，显然会导致对资源环境的大量消耗，“这对一个城市的运行显然是相当大的考验。”袁振龙说。
“只有将城市功能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这样才有可能规避特大城市的产业过于集中、城市病越来越严重的风险。户口在里面实际上只是很小的问题。”袁振龙建议，国家必须有一系列的顶层设计，给中小城市配套的扶持、优惠和倾斜的政策，才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最核心的一点，“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发展中小城市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实现了这一点，以后人口就会逐渐吸纳到中小城市，而未来的北上广，则要考虑如何才能留住人才的问题，而不是对户口进行限制的问题。”
“我们希望，将来的户籍政策会逐步松动或者弱化。” 陆杰华表示，控制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实际上只能控制户籍人口，对流动人口目前难以控制。
“仅仅依靠行政的手段去强化户籍功能，和我们一直在说的打破城乡二元制户籍体制，打破户口的刚性理念，有比较大的差距。如果这样完全依靠户口去调节人口规模，我觉得是没有把特大城市的发展放在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去全盘思考问题。” 陆杰华表示，其实，一些中小城市的户口早已经放开，但是年轻人仍然不愿意前去落户。“物以稀为贵，现在针对特大城市的户籍限制，限制越厉害，含金量就越高。不是有人计算过么，一个北京户口价值多少钱，一个上海户口价值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