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红兵为“弑母”道歉背后
1970年，不满17岁的他将亲生母亲的“反革命言行”写了封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在公判大会现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43年后的今天，他接受境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公开忏悔、道歉。
记者 姜浩峰
“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2012年8月3日，在固镇县举行的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方忠谋的长子、也是她“罪行”的告发者之一——张红兵，当众向母亲方忠谋忏悔、道歉。
1970年4月11日，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女士，因替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鸣不平，并毁坏了毛泽东画像，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决。后经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于1980年8月14日平反昭雪。
2009年，张红兵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固镇县志》（以下称《固镇县志》）编委会和相关出版社，称该县志中《〈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复查平反〉案例》（以下称《案例》）“内容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死者及其家人、近亲隐私”；2011年又申请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有关部门将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为安徽省省级不可移动文物，未果。
在过去的这一个夏天，为“文革”亲历的荒唐事道歉者接踵而至。
他们道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结呢？
道歉接踵而至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1953年9月，伴随母亲生产的阵痛，他呱呱坠地。父母给他起名张铁夫。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满13岁。那一年，张铁夫亲自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2005年12月，张红兵开了几个博客，其中在凤凰网上的博客以“方张铁夫”为名。当时，他早已是一名资深律师。博客内容诸如——“‘末代皇后’案出现罕见一幕”或者“山东农民徐某状告无门”等，大多是他替人打官司的案例。而“方张铁夫”之“方”，来自其母亲方忠谋。
2009年11月16日，张红兵律师来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这次，他是要为自己打官司。他以《固镇县志》的《案例》涉嫌侵害自己和父母隐私为由，将该书作者安徽省固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发行者中国城市出版社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
2011年8月，张红兵又向安徽省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其后，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4月初，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2012年8月，在张红兵申请文物认定期间，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陈述道：“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被遗忘。”
不仅是张红兵，今年夏天，不断有为“文革”往事出面道歉者——
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称：“本人刘伯勤，‘文革’初为山东省济南一中学生，时因年幼无知……参与批斗学校校长、老师等。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是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特向以上师生，诚恳道歉。”刘伯勤，今年61岁，退休前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山东蓬莱卢嘉善、河北邯郸退休干部宋继超、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等人，通过不同渠道，纷纷向在“文革”中被自己迫害的人公开道歉。
同样的行为还来自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粟裕将军的女婿。8月18日，《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一文见诸其本人博客，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在文末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与其他道歉者相比，今年60岁的张红兵，因为当年的所作所为遭遇到极致的心灵震撼，背负了更深重的心灵枷锁。他当年做的，除了分别贴过母校固镇县实验小学校长刘祥祯、“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派”——自己的父亲张月升各一张大字报，1970年，由于他和父亲分别向县革委会人保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揭发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方忠谋被枪决。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1970年2月14日，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向方忠谋提出离婚。当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做出《离婚书》准予离婚。张月升于2003年1月9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