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菜作家
卖菜作家
他究竟背负着怎样的故事离开家乡？他对贫穷的观念与记忆是什么样的？他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又怀着怎样的企望？若不是边卖菜边写日记而成为“网络红人”，若不是老家的安徽人民出版社新近为他出版了《卖菜叔日记》，现在西城区天陶菜市场卖菜的41岁农民工姚启中，应如这城市中的众多外来工一样默默无闻，尽管他们在维系城市正常运转过程中不可或缺。
引子
打工就是揭不开锅去要饭
老姚的新书《卖菜叔日记》，总体分两部分，一是对于以往农村生活回忆的“家贫史”，二是自己来北京打工的艰辛与收获以及孩子如何在学业上取得进步的“励志史”。
2007年刚开始写作时，老姚频受嘲笑与不理解，甚至被人称为有点“神经病”。尤其在书写以往“家贫”历史时，更是如此。与他在老家安徽阜阳结婚、后来北京共同奋斗的妻子一开始也持同样观点。她说：“他写以前家里太穷了的那些事，讲出来有啥用啊？他是个老实人，（既）倔也笨，我也怕他写这些惹出来什么事。他又是小学文化，写错了，一遍遍又是涂啊，他这几年就是写这个，我都看不惯了刚开始。”
老姚有老姚的对策，他说：“我每天都偷着写。每天早晨起来，她在我左边吧，我就把纸夹在右边；她转到右边吧，我就把纸夹到左边，不让她看见。然后放在车筐里熘熘达达我就走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对于过去、尤其是暗淡的过去，不愿提及、觉得不值得花费精力梳理的心态，因此晚辈对于家里早年间的事，往往都不甚了解。因为习惯向前看，车轮总要向前行进，要尽量“轻装上阵”。
若说这部分内容的作用，也许对于较早一代农民工（他们往往文化程度较低、年约40岁及以上）来到大城市打工的动因的理解，有更为直观的感受。
近期关于“打工”主题的相关书籍不少，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本《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这样分析新一代打工者（“80后”、“90后”为主体）：“其动因并非是极端贫穷而是无所事事；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打工获取向上流动是可能的，工厂的管理层几乎都来自流水线；他们最想改善的是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
但在这一代际之前的打工者这里，一切显得那样不同。在《卖菜叔日记》当中，打工的原因被这样概括：“‘打工’这两个字只是我们家里给它改个名听着好听点，说白了，其实就是家里揭不开锅去要饭了。”
在故乡
18岁读到小学四年级 最后辍学
安徽阜阳，在距今并不遥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姚家面临的贫困，在书中有着众多细节表现。“从柴火垛上掐点红薯叶子，再盛一瓢玉米糁子拌咸菜疙瘩，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也是一天的饭——我们家晚上很少吃饭，因为粮食不够。”
由于老姚的父亲是一位“半智障”人士，老姚家在穷的同时，在村里也受欺负。书中也写道：“姚家几辈人都是被人从门缝里看大的，挨打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挨打我倒不怕，我是怕他们把我的衣服打破了。1979年的冬天，那时我才7岁，有人伸手要打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先搂住身上的衣服。”
书中也写道，老姚那个被父亲气出一身病的母亲，曾想投水自尽，被邻居大姐拉了上来，这一切被他看在眼里，成了终身难忘的事。“每天连基本的饮食都成问题，又整天对着个糊里糊涂的丈夫，母亲是实在没办法了呀。”1982年正月二十八那天，天气依旧很冷，老姚的母亲还是因病去世了。“母亲就躺在用120斤小麦换来的两间茅屋正中间的土坯床上。房间里唯一一盏小油灯为她亮着，为母亲烧的纸钱灰在她干枯瘦弱的身体上空飞舞着。”
1988年，靠着父亲卖苦力维持基本生计的姚家，依然盼望着有一天能吃上三顿饱饭。下雨要淋着，因为连雨具也买不起。1990年，老姚18岁了，由于学业断断续续，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而当年就辍学了。那年冬天，他和哥哥从邻村陈庄赊了点生姜，拉着这些生姜走了240里路来到了北乡的亳县去卖。挣了在他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100多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