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庄：机不可失仍有可为

2015-01-09 04:13:10|

　　文|宋小庄

　　1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文件，标题是“机不可失”。从标题上看，从政治公关的角度看，笔者还以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在立法会说明机不可失的理由，但她只说了如果2017年不实现普选，500万香港选民会有错失。这些话对根本要杯葛第二轮咨询的反对派议员来说，没有吸引力。但她没有说，一旦失机，“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区会有什么损失，立法会反对派议员自己会有什么闪失，似乎美中不足。

　　对政务司司长的说明，有的议员似乎不十分满意，有要求政府提出“绝处逢生”之道的，有请政府想出“出奇制胜”之招的。但司长还是认为，这是回归以来最艰难的政治工作，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似乎过分悲观。本文姑不讨论香港政改会不会绝处逢生、柳暗花明，有没有正奇相合、出奇制胜，但就第二轮咨询文件而言，笔者认为还有三点值得讨论或商榷之处：

　　提委会选民基础已涵盖全体

　　一是关于提名机构与选民基础的关系。咨询文件第3.09条第（VI）项表示，“在有足够支持、实际可行、有利于各界别分组选出真正代表该界别分组的人士，及尊重各界别分组意愿等前提下，就提名委员会部分界别分组的选民基础作适度的调整。”在此，政府提出满足了支持度、可行性、有利代表界别分组人士出选、尊重界别分组意愿四项条件，才对有关界别分组的选民基础作出调整。这种标准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即使是属于本地立法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谈了也没有用。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正确理解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之所以明确按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提名委员会，在于两者都有广泛代表性的原则性要求，并不以选民基础考虑。如果以选民基础考虑，就意味?提名机构的成员也要实现普选，而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提名机构，都没有这种普选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提名委员会的选民基础就很少。总体而言，由于提名委员会包括了全体立法会议员以及全体区议员的代表，其选民基础可以概括或涵盖了全体选民。

　　考虑如何处理选举诉讼影响

　　二是在行政长官普选产生后、中央政府任命前出现选举呈请和司法覆核问题。咨询文件第6.13条提到，“现行《条例》并没有任何条款明确说明如何处理一旦在7月1日前，行政长官不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重选安排。”由于中央政府的任命是实质性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能需要重选，《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应当有所规定。但咨询文件没有提到选举诉讼对中央政府任命的影响，或者中央政府任命对选举诉讼的影响。

　　如果在行政长官产生后，出现选举诉讼，在一审终审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会等到诉讼结束后才决定是否任命。如选举结果维持，中央政府将作出任命。如选举结果被推翻，则要尽快安排重选。然而，在莫乃光诉谭伟豪一案中，终审庭认为，终审庭对选举诉讼也享有终审权，并扩及行政长官选举。这样就发生中央政府在诉讼期间是否任命的问题。

　　如中央政府等选举诉讼完全结束后才任命，则在选举年的7月1日，可能还没有行政长官就职。如选举诉讼结束前，中央政府作出任命，则可能发生中央政府的任命因为选举无效而被推翻的问题，间接发生中央任命行政长官的国家行为被管辖的问题，牴触了香港基本法第19条的规定。两种情况都不应当发生，一旦发生，对香港特区都非常不利。对此，要研究是否採取以下一种措施补救：

　　（一）莫乃光案的司法判例，只适用于立法会的选举，但不适用于行政长官的选举。终审庭对此作出说明，有关的两个条例（《终审法院条例》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要进行修订或修復。这是较好的办法。

　　（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明确对行政长官的选举诉讼，由终审庭行使初审管辖权。但由于终审庭通常只处理法律争议，不处理事实争议，有不少诉讼程序和法庭规则需要作相应的修改，检讨的面相当广。

　　（三）在《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和《终审法院条例》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作出任命后，任何正在进行中的选举诉讼应当终止，与讼双方在诉讼前也承诺如此。但中央政府只能在一审判决选举有效后，上诉前尽快任命，或在上诉期间等法庭宣告诉讼终止后任命。但如一审判决选举无效时，则不论上诉结果如何，中央就不宜任命了。

　　（四）任由事情发生，等事情发生后再处理。美国就是採取这种办法，由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还是地方性选举，解决办法应当更多。

　　三是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咨询文件第2.05条第（II）项明确提到香港基本法第44条的中国公民作为行政长官的资格，由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白皮书也阐明，“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这也是应当在《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明确规定的事项。否则，只具有中国国籍，但却不愿意履行中国公民的义务、不愿意效忠宪法的人，可以参选，甚至成为行政长官吗？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