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忠是从政者政治伦理
（二）对治港者的政治要求
白皮书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要求治港者遵循“基本政治伦理”和满足“基本政治要求”。原文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对宪法和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第五部分第三点）宪法和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者都提出基本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刑法保留有投敌叛国、分裂国家等罪。今天要求治港者遵循基本政治伦理是不应该受到质疑和反抗的。
白皮书引起尖锐争论的地方是，它将“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都列为“治港者”，并相应地肩负重任，承担职责。
从广义政府角度观之，司法官作为执法者是政府之一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共组政府，各享权力，各司其职。如何理解法官爱国这一基本政治要求，以及爱国与司法独立必然矛盾吗？这的确需要进一步解释，以消除疑惑。窃以为，目前社会舆论有意无意混淆了制度安排（法院作为执法者）和价值秩序（如司法独立与法治）。在目前状况下，我认为，要求法官宣誓就职，忠实遵循执行基本法、依法决狱断案、公正廉明就是爱国爱港。就此，我们没必要继续文字官司。
“一国两制”是个制度整体
（三）要全面理解“一国两制”，二者不可偏废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应该回归到政治伟人邓小平那里。
白皮书指出：“两制”是指在“一国”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第五部分第一点）
过分，甚至片面强调“两制”当然不妥，大失偏颇，因为只讲“两制”不讲“一国”不仅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根本，同样背叛了“一国两制”之本义（邓小平：社会主义中国主体下，允许资本主义的香港存在、继续繁荣发展）。同样，我必须指出，一味地突出“一国”也会消蚀掉“一国两制”之价值和意义。这种倾向现阶段发展很明显，这可以从内地学者和一些高级官员的文章和讲话看到读到。
我们说，资本主义的香港从宪制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中国，这很好理解并必须坚持；如果把它简单理解为从属于社会主义具体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那两制就不是原来意义的“两制”了。
当然，我们要警惕当今香港社会发展中的、旨在排斥“一国”原则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好在，这些思潮还停留在激进思潮阶段。只要还是停留在思想和言论阶段，我们只需观察分析预测、分解引导消除负面影响。若激进思潮发展成为激进行动势力，并且展开有组织的行动，特区政府当依法採取行动制止之。
与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认识相关，白皮书提出理解香港基本法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白皮书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它说：“《基本法》条文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繫的，必须把香港基本法的每个条文放在整体规定中来理解，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体系中来把握”。针对性在于，因为香港社会有些组织和人物喜欢挑出若干有利条文片面主张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s），并无限放大。“一国两制”作为制度，它是个整体，不能打碎，化整为零，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