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对，中国的军事陷于多头指挥，非常混乱。在中枢，兵部名为最高的军事机构，但只是挂名，兵部尚书毫无实权。中央负责军务的军机处由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大臣有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以及后来增补的徐用仪等人，他们几乎都是儒学饱学之士，但不懂军事，更不用说有关近代的军事作战知识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在战争中基本脱离具体军务，主要责任为“拾遗补阙”和弹劾不力将帅。
这更像一个添乱的机构。真正的前敌总指挥及其指挥机构是李鸿章的“幕府”——北洋营务处，但李鸿章的“幕府”不过其本人和不到10名幕僚而已。从北洋水师是否出战到某部粮草弹药如何运送到位都要处理，虽然人人才华过人，但要承担一场近代化战争中繁复的指挥任务，他们力不从心。
从发电情况来看，李鸿章在那段时间里每天只睡大约4个小时，随时都要事无巨细地处理各种事情。这种情况下李中堂是否英明睿智无从知道，但可以看到他经常会在第二天认真地询问某件事情，而这件事他前一天已经处理过了。
中日指挥机构的对比，让战争的天平倾向日本。一个近代的参谋部，对一个中世纪的幕僚组，这就是“体制问题”。
上面是以寡敌众，下面也是以寡敌众。
一战结束前，中国始终没有近代化军事动员体系，也没有这方面的军事课程，因此国家虽大，却无法把力量集中起来，不知应该怎样发挥大国优势。
直到一战末期，中国军队依然处在“养兵”状态，段祺瑞养了一支“参战军”，便依靠其南征北战，俨然北洋第一人自居。然而，这样的军队没有可持续性，打光了也就没有了。
清末和北洋前期，中日曾有相当长的蜜月期，日本教官充斥中国各军事院校，但没有一人传授军事动员学、建立近代化军事动员体系的内容。可见，日本人对于体制的改进对中国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且千方百计防止中国进行这种变革。
据说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军事动员体系，是一战后原沙俄军官在保定军校授课时建立起来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又把这种思想带到黄埔军校。因此抗战中，国民党军的军事动员手段如抓壮丁依然有着一战俄军征召农奴的影子。共产党军队的军事动员体系则多少得益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对若干红色将领的培养。俄国军官在保定军校教这门课，是因为沙俄在一战中解体，失去了祖国的军人什么都可以出卖。伏龙芝军事学院教这门课，是因为当时苏联也颇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天下无产阶级是一家。
这种对比，又让我产生了两个感慨。
第一，军事指挥员的个人能力、军事素养在近代化体制中仍有重要地位，但个人的军事智慧在现代战争中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参谋体系支撑才能绽放异彩。
第二，所谓一个国家暮气沉沉，说的便是机器运转时，消耗在“润滑”上的资源所占比例太高。114万清军中那70万拿了军饷却不打仗的八旗和绿营便属于甲午战争中的“润滑”代价。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背的包袱太重了。
所谓败在体制，便是体现在这些具体方面。
甲午战争已经过了120年，探讨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很多人只是归结为“体制问题”，但如果不弄清“体制问题”真正体现在哪里，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就很难从历史教训中取得真正的经验，以为镜鉴。
正规军不会打仗，所有人不知动员为何物，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