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岷
随着首轮政改咨询结束，反对派扭尽六壬为“佔中”造势，希望製造更多的“民意”。在“佔中”旗帜下，激进反对派乘势抬头，佔据领导地位，以致温和反对派难以有立足之地。这是反对派全面走向激进路线的危险信号，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各种政治动员都将越来越不择手段，并不惜挑战政治道德的底线，以及破坏法治精神与社会安宁。
“佔中”三位发起人，不是教授就是牧师，由于职业因素，首先影响的受众自然是青年学生。如果说那些签了“佔中”意向书中没有青年学生，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因为当建制派的质问“佔中三子”，究竟有多少未成年人士签订“佔中”意向书，要求他们交出参与者签署的2000多份“佔中”意向书，公开“佔中”人士的身份，让市民监察当中可有未成年人士参与，一直都不得要领，足见“佔中三子”做贼心虚，无颜面对公众，愧对家长。
“学民思潮”充当“佔中”急先锋
不仅如此，“佔中”运动的急先锋，其实是以“未够秤”的黄之锋为代表的激进反对派“学民思潮”。自从反国教一役开始，“学民思潮”名声大噪，一直走在社运的最前线。因此，“佔中”又岂能不倚靠这批初生之犊的“红卫兵小将”呢？对于“学民思潮”这些在校学生而言，在全港中学间进行“佔中”的普泛动员可谓因势利便。利用朋辈间“有样学样”的影响与鼓动，起到的效果比起外围社会的动员，甚至是老师的宣导，更加事半功倍。
纵使有万般理由，鼓动“未够秤”的青年学生参与“佔中”，都是一种超限动员。这也正是激进反对派的道德弱点，必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而执法部门依法办事更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校方与教师都必须恪尽监护之职，全力保证学生的安全和前途利益，避免受到“佔中”的荼毒。
任凭反对派运用何种花言巧语与糖衣炮弹，都摆脱不了“佔中”违法的本质。其一，“佔中”人士企图在“爱与和平”的包装下申请註册公司，可以肯定已註册无望，因为香港《公司条例》清楚列明，公司只可为“合法目的”而成立，所谓“佔中”，一开始就是鼓吹以暴力手段强制地霸佔、瘫痪中环，当局在审核申请时须考虑是否会“构成刑事罪行”、“令人反感”以及“违反公众利益”。
其二，“佔中”的发起人戴耀廷公开表示，不排除活动以流血收场，还申明活动就是要在香港製造“核弹”效果，并“将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不合作运动”，“真正令香港瘫痪，令香港成为一个难以管治的地方”，对“佔中”违法早已“供认不讳”。激进反对派梁国雄也直言，“佔中”不是终点，而是今后一系列抗争的起点。可见，“佔中”的危害不限于一时一地，将揭开公开进行大规模非法抗争、通过绑架社会利益追求非法政治慾望的序幕。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香港将永无宁日。这才是“佔中”最大也是最为深远的危害。
“佔中”违法的本质毋庸置疑
既然“佔中”是明明白白违法行为，要是再藉此鼓动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学生参与“佔中”，那便是罪加一等、罪上加罪矣。要知道，学生拥有的是一片赤子之心和满腔热血，一旦被鼓动起来参与“佔中”，从果实在不堪设想。当年发生在天安门的那场风波，就是血的教训，足堪借鑑与反省。另外，有人把台湾“反服贸”学运与香港“佔中”相提并论，却看不到香港与台湾文化不同，“太阳花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专业学生”，他们有退场机制，甚至日后可以“太阳花之子”身份出选立委，有政治前途，台湾不少企业更表明愿意聘用这批学生。但香港的学生却没有退场机制，“佔中”组织者没有告诉学生的是，香港法例规定10岁以上人士实施违法行为就应须负上刑责，学生参与“佔中”，违法被判刑罚，将要赔上前途。
鼓动学生“佔中”毁香港未来
由于“佔中”过程中实施的一些行为均涉嫌犯罪，参与者将面临刑事检控。香港是法治社会，留有犯罪记录将严重影响今后个人发展。若经公诉程序定罪，则会在警方或法庭留有案底。根据《罪犯自新条例》，留有案底将被限制从事下列职业：大律师、律师、会计师、政府公职、保险代理人、银行董事、银行行政总裁、《保险业条例》和《银行业条例》订明的职位等。此外，留有案底还会对个人生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青春可贵、青春无悔。莘莘学子参与社会事务的方法有很多种，唯一不可涉及的就是违法“佔中”，否则一定悔恨一生。在此也郑重警告“佔中三子”和“学民思潮”，切勿再打青年学生的坏主意，鼓动他们参与“佔中”，不仅会毁了他们的光明前途，也是在摧残香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