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
凡是读过笔者关于香港的著述者想必知道，我是将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定义为—香港的回归之路与民主之路的分歧和对立。伦敦精心选择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前两个月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宣布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人为地製造了这一矛盾，其客观基础则是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信仰西方而不愿意香港回归祖国。
矛盾走到摊牌关头
“九七”前，由于伦敦牢牢控制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的节奏和程度，同时，大体能在过渡安排上与北京合作，所以，香港的回归之路与民主之路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分歧”。“九七”后，随?特区政府开始推行对传统行政体制有所触动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几乎同时，为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展开本地立法工作，以及香港立法机关增添地区直选产生的议席，香港的回归之路与民主之路之间的矛盾由“分歧”恶化为“对立”。
换言之，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就是伦敦早有预谋以所谓“还政于民”培植香港本地“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来对抗北京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北京理所当然领导和支持爱国爱港阵营既推动香港居民实现人心回归又推进对伦敦长期殖民管治体系的民主化改革。而今，特区政制发展走向普选，这一基本矛盾就到了摊牌关头，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设计，纵然五花八门，但是归结到一点是：确保行政长官爱国爱港抑或“拒中抗共”代表人物有机会夺取特区最高领导职位？
因此，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兼政改咨询专责小组主席林郑月娥在4月28日国际扶轮3450地区各社联席午餐会称：“在政改的事情上，坊间把‘泛民’和建制、‘泛民’和中央描绘成敌对双方的论述相当多。但大家不应该忘记，其实社会各方都有一个共同问题要面对，就是如何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让香港的政制能够进一步民主化，为香港带来普选。”这番话容易给人以不存在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印象。
相应地，香港不少人脱离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来谈论“港人治港”。例如，18学者方案参与者之一、新力量网路副主席、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方志琚A5月9日在《明报》A40“观点”版发表《普选必须建立港人认同的政府》，无视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侈谈“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理应是让特区政府争取港人认同、重建政制认受性的最佳契机—事实上，2007年全国人大之所以制定2017年普选时间表，相信背后也有透过解决普选问题，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摆脱管治困局的考虑。”
基本矛盾不可调和
2013年11月29日，方志琣b《明报》A30“观点”版发表《普选就是实现真正的港人自治》，标题同5月9日文章相似，观点一脉相承。在去年11月29日文章中，方志琝撋：“回归16年，‘港人治港’不过停留在口号上，”“所谓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说穿了其实是‘代理人治港’（官方的说法是‘爱国者治港’）”。他认为：“特首普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北京到底是坚持‘代理人治港’模式，还是放手让港人行使《基本法》下的自治权利：如果北京愿意放手让港人自治，那么在《基本法》及人大决定的框架下，其实依然有足够空间将‘提名委员会’民主化（例如将四大界别全面由个人票选举产生、并维持现时低门坎的提名程序），令政治光谱上的不同党派都有机会角逐普选，让香港人能够真正选择自己的特首。”显然，方志琤翱O追求伦敦所策划的“还政于民”即由信仰西方的港人治港，由“拒中抗共”势力的代表人物出任特区和特区政府首长，由反对派政治团体有机会成为特区执政党。唯有深刻理解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性质，才能看清当前香港政局愈益错综复杂尖锐的脉络。
多年来，在揭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同时，我还指出，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前者是指：爱国爱港阵营与“拒中抗共”势力的对抗。后者是指：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在人心回归与相信西方政治制度之间摇摆或挣扎。
反对派必定加剧分裂
进一步分析，在两大对抗政治阵营中，立场坚定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是各自中坚，不会改变立场；也各有若干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不同程度地立场动摇，个别团体或人物已然发生或将会发生立场改变。
两大对抗政治阵营各有基本群众，未必是有关政治团体正式成员，却在歷次选举中坚定支持其心仪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也有为数众多“中间群众”，或者政治冷感—不登记为选民或不参加投票，或者在歷次选举中不一定总是投票支持某一阵营。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从来没有说“泛民主派”都不爱国爱港。我理解是指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有一些可以改变立场，尤其，随?“一国两制”与时俱进，越来越多香港居民人心回归，反对派必定加剧分裂。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