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工程延误事件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其中特别是高层问责问题，更成为议论焦点。
眼前各方对高铁延误事件，主张作出责任追究，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既然有问责高官、有位高权重的行政总裁和工程总监，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要对工程延误负上管理不善、监管不力以至预见不足的责任？因此，在高铁延误问题上，问责是必须的，但追究是为了要找出原因、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要“人头落地”。而在问责问题上，眼前有三位关键人物：
一是工程总监周大沧。周是一位资深铁路工程师，资歷深、能力高、经验广，是行内公认的高手。那么，如今高铁工程出了问题，当前急务，是必须在安全质量范围内尽快调整工程方案和施工步骤，尽快把已经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周大沧作为专业第一把手，不应辞职、不能辞职，必须留下来继续更好承担责任、领导工作、解决问题。
二是行政总裁韦达诚。此位原任美国纽约铁路局局长的CEO，应该也不是碌碌之辈，但高铁工程延误两年，未见他提出什么高招善策解决，如今既已合约将满，就可不必留人，而且应扣除部分花红奖金，以示“未竟全功”、赏罚分明。
第三位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张炳良是一位有能力及工作认真的问责官员，但此次在高铁延误事件上表现差强人意，什么“感到惊讶”、“我也是听了汇报才知道……”之类的说法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局长当然不是铁路专家、也不会日日落地盘，但也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更不能是汇报什么就听什么而不去主动了解和查证，人家说工程迟一年就一年、迟两年就两年……，这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张炳良必须汲收经验教训，今后更好工作，但绝不需要“人头落地”；一些人大力鼓吹要其引咎辞职下台，无非是为了针对梁振英政府班子而已，不可上当。
关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