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日，特区政府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公众咨询第一阶段最后一天，在荃湾，数千居民组成一个图案，表示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的愿望；政务司司长兼政改咨询专责小组主席林郑月娥到场发表讲话称：5个月咨询使她感受最深的是，“无论现时社会各方提出的政改方案有多大分歧，但在如期落实普选的立场上，社会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也是最大的民意。”她还指出：“近日各界提出的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也越来越多都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为基础。这正正显示，虽然社会的意见仍然纷纭，但只要大家愿意回归到基本法的基础上讨论，就是迈向共识的开始。”
政治决战 难免“阵痛”
翌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其个人网誌发表题为《一起实现普选》的文章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我相信若香港能够实现普选，肯定有助提升香港国际形象以至整体竞争力，反之，若我们继续在政制问题上原地踏步，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或随之而来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各种猜测，势将拖累其他方面的发展。”
表面看，无论财政司司长还是政务司司长的上述表态都没有错。然而，联繫香港实际情况，不能不指出，特区政府两位最主要官员对香港政制发展的期望是存在?误差的。
的确，由于种种因素，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12月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被曲解为“必须由普选产生”而形成香港社会的一种舆论和成见。在这样的意义上，政务司司长所谓“在如期落实普选的立场上，社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似可成立。但是，正如政务司司长所言，现时社会各方提出的政改方案存在?很大分歧，她在4月28日更是明确指出“各个政党、各个阵营的立场仍是南辕北辙，距离达成共识，仍然是长路漫漫。”所以，她在5月3日比较乐观的言论，应当理解为替下一阶段更艰巨的工作营造积极的氛围，不能视为客观分析香港愈益错综复杂而恶化的政治局势。
今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评论政改时就指出：争取最好结果，同时作最坏准备。3个多月来香港政局演变愈益显示，2017年行政长官很可能无法由普选产生，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也可能不得不沿用现有办法。
所以，财政司司长谈论“若香港能够实现普选，肯定有助提升香港国际形象以至整体竞争力”固然不错，但是，断言“在政制问题上原地踏步，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或随之而来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各种猜测，势将拖累其他方面的发展”则需商榷。
政改受挫，社会不稳定是必然的，对香港政治前途产生各种猜测也可预期，但是，这一切都是香港政治决战不可避免的现象，是香港由“承前”（继承九七前种种）向“启后”（开创特区新纪元）转变必定要经歷的“阵痛”。
坦率地说，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的上述言论，不仅无助于两大对立政治阵营缓解矛盾，相反，很可能对相当一部分关心政治却对政治缺乏理解的香港居民产生误导。当然，还会产生另一种客观效果：不断催谷2017年必须普选行政长官的“民意”来向中央政府施压。
香港本地有一种观点：2017年能否普选行政长官完全在于中央“一念之差”；又以“阿爷”与“儿孙”比喻“中央”与“特区”关系。这是欺人之谈。事实是，香港政制民主化走到普选这一步是特区与中央宪制安排的“质变”，是各利益攸关方的政治利益的重大调整，涉及十分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关系。
直面困难 争取共识
财政司司长在5月4日文章中以他参加世贸组织谈判经验来分析香港当前政制发展，称：“世贸的贸易谈判比我们的政治拉锯更为复杂（世贸的谈判必须所有成员达成一致共识，只要一个成员反对，协议就要拉倒，并非少数服从多数），成员的背景和利益差异更为巨大，但最终还是可以达成协议，可见只要能够找到共同利益所在，无论是怎样艰难的谈判，仍然有条件化解分歧，达成共识。”这样的分析，较之“一念之差”论和“阿爷”论，固然不可同日而论，但是，有关类比嫌牵强。香港当前政改，是关于特区管治权和性质之争，没有妥协馀地。君不见关于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的要求，反对派不就是坚持反对立场？哪里去找“共同利益所在”？何况，世贸组织正陷入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僵局，财政司司长所举不是一个具说服力例证。
我理解政务司司长及其同僚肩负?推动普选十分艰巨的责任，希望他们直面困难，既不懈努力推动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各界争取形成共识，又冷静客观正告香港居民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可能无法达至。在接下来两个多月时间，特区政府必须加强宣传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同时，遏制“佔中”，为政改受挫可能出现的情况制订预案。
作者：周八骏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