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只会说“不”的社运，对台湾并无助益》，原文如下：
《经济学人》杂志评论，台湾的前途恐将演成“由街头决定”时，其言下之意有二：一是政治体制的决策力将愈来愈弱，二是街头抗议活动并非导引社会的有效力量。
《经济学人》之言并非无的放矢，本报四月二十九日社论《台湾能沦落到听命街头群众指挥？》，已表达了对此一现象的忧心。在太阳花学运中，服贸协议的审议遭到延搁，或许是形势所逼不得不然；但在以林义雄禁食为核心的反核四运动中，执政者在内外压力下主动作出“封存”的退让，形同将“核四停建公投”变成了难上加难的“核四重启公投”。而即使如此，政府仍无法平息“公投法”的门槛争议，民进党依然持续鏖战。
马政府在政策上对街头示威者作出退让，无论是必要或非必要，对公权力形象都造成极大损伤：显示政府对外无力说服群众，对内无力证明决策的理性与必要性，也暴露了政府的怯弱、怕事。更严重的，是付出了法治脱序的代价，牺牲了沉默大众的意见，这才是最令人扼腕之处。近两年，马政府对街头群众一步步退让，换得的只是公权力愈发萎缩。
进一步说，台湾政治演出“街头领导决策”的倒错现象，在野党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立法院是整个政府的重要部门之一，但是，占了四成以上席次的在野党却从未将自己视为政府部门之一员，设法为台湾贡献心力；反而是无时无刻不在杯葛施政、制造分歧，阻挠台湾社会进步。如果不是因为蓝绿二十年的内耗对峙，台湾怎么会江河日下，节节倒退，而至新世代看不到未来愿景？台湾的低成长、高失业、决策反覆、共识难以凝聚，又岂是马英九一手造成？
在政治无法正常运作下，街头运动兴起、抗议群众宣泄不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事，这也是迫使政府正视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必须提醒的是，过于频繁的街头活动，尤其是缺乏积极诉求、只是一味以制造骚乱为目的示威，对于解决台湾目前的停滞及寻求未来的出路，其实都难有什么实质助益。原因很清楚：近来的抗议行动，都是打着“反”的旗号，以阻止政府施为为目的；而事实上，在马江政府已经缺乏作为空间的情况下，这只会愈发使政府机器陷于空转，并导致台湾更陷于停滞和萎弱。
坦白说，今天马政府还在谈“自由经济示范区”，重拾当年台湾因政治纷扰而未能如愿的“亚太营运中心”梦想，其实已贻误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当全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大陆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空变异，台湾能否再卷土重来，显然疑问重重。然而，如果不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台湾还有多少道路可以选择，却是一个更大的生存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民进党能提供任何解答吗？答案是否定的。街头示威的学生和群众能指出任何方向吗？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那么，刚刚在反核四之役大获全胜的林义雄，扬言要号召群众杯葛《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的立法，万一他再度称心如意，请问，他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台湾的下一步又是什么？
观察太阳花学运的诉求，穿插着“反马”、“抗中”、“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等不同层次的诉求。“反马”、“反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但这如何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画上等号，又如何透过这些口号追求台湾的自我实现，才是最难、最悬疑的部分。请问：学生和学运导师们有满足新世代“小确幸”的便捷答案吗？学生和群众们又向民进党追问过答案吗？如果在反服贸、反核四之后，群众继续反示范区、反公投法、反核一到核三，甚至拿警察、立委、捷运和路人出气，这能使台湾变得更好才怪。
不妨再看看乌克兰。人民连数月的街头抗议，赶走了总统，结果却引来更大的外患与内乱；在失去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境内烽烟四起，不同族裔的人民互相憎恨、残杀。街头运动绝不是民主的时髦活动，当“恶”被唤醒之后，没人收拾得了；而台湾的街头，却似乎正朝那里走去。
台湾政经皆沉痾甚深，这需要积极思考解决之道，而不只是上街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