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南
陈方安生提出了所谓的“妥协”方案。但切勿被其迷惑欺骗，事实上这是反对派唱的“黑红脸”大戏。先是製造违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及“佔中”破局的形势，其后再由她扮演“最大温和派”角色，讨价还价。其最终目的，是借方案夺取政权，并分裂香港。
根据陈方安生方案，为数1400人之提名委员会，参照选举委员会的四大界别组成，第一至三界别组成不变，连备受争议的60席渔农界也保留，每界别沿用300人组成，但公司或团体票则改为个人票。第四界别虽保留立法会议员70、政协51、人大36、乡议局26人，但原有117名区议员则取消，引入全新分区提名委员317人，令该界别增至500人。
该317名分区提名委员是须在第一至三界别没权投票的登记选民，由全港18区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由最少的离岛6席，到最多28席的观塘和沙田，以每区作为单一选区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令这1400人的提委会含有22%的普选元素。提名门槛十分之一，只要争取到140个提委支持就直接成为候选人，候选人数不设限。陈方安生毫不讳言，政党争取317席有优势。“香港2020”成员陈文敏认为，公民提名不是唯一方案，现在建议317名分区提名委员，基本上已把公民提名设计放入提委会内。
317名分区提委决定普选胜负
这个方案的特点，使得提名委员会的产生，本身就是一次大选，仿效了英国的单议席单票制的选区，掌握了317个议席的多数的政党，基本上就已经取得行政长官的权力。大选过后，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式的程序，并无实质权力。因为，提名委员会只不过由局部的140个提名委员提名，就成为了必然的候选人，到正式选举的时候，由于分区选提名委员会已经有了桩脚，有了票源分布，胜负大局已定。提名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即原来四个界别的委员，已经不可能在甄选和决定候选人方面，发挥任何作用了。
基本法四个界别的提委会原设计的功能是：约束行政长官的政纲不能倾向某一个阶层，不能大幅改变原有的经济政策和税务政策，不能以高福利吸引选票，以保证各阶层利益均衡的架构得到连贯性执行，以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更重要的是，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必然要对中央政府、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效忠，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经济发展利益不受到损害。任何方案如果架空提名委员会的权力，用变相的“公民提名”僭夺提委会的功能和作用，则香港今后不再成为香港，而会成为一个高福利主义、政争不断的动盪社会。
陈方安生方案的特点是，发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立的作用，尽量分裂社会。目前，建制派和反对派固然是高度对立，外国势力乘机浑水摸鱼。即使是反对派内部，也是派系林立。至于建制派的内部，由于政治光谱的不同，代表不同的阶层，为了选举的利益，也要作出位的行动向民粹主义靠拢。这必然导致“大派糖果”，从来不考虑将来的财政会爆煲，陷入欧洲希腊那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方案设计，不论是什么人执政，都不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都是一个弱势政府，每天都会受到福利主义的拷问，受在野党的刁难。最后，陈方安生之流就会说，“一国两制”根本不可行，也不可能运作。
香港势成“极化多党制”翻版
任何政制的设计，均应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代表七百万香港居民安居乐业的利益，如果不能走向这个方向，反而是走向一种分裂而动盪的前景，这种设计就不应该採纳。乌克兰的多党制民主模式，最终出现了动盪和经济萧条，其教训值得香港人吸取。
由于乌克兰国内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共识，政党林立，各政党的政见也趋向极端。在“两大三小”的五个主要政党之间，相互的分歧可谓天差地别。两大党地区党和祖国党分别代表了东部和西部两种地方主义，而三小党则体现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三种政治光谱中最极化的意识形态。这就呈现出西方政治学所谓的“极化多党制”特徵。按照东部─左翼和西部─右翼划分的政治营垒之间泾渭分明，毫无妥协馀地。
香港政党的政见相当极端化，于此情况下，对“一国两制”起?分解和分裂的作用，如果再在区选3I7提名委员，直接和行政长官的权力挂钩，权力成为了兴奋剂，分治政党政治更加多元化，极端的主张更加猖獗。香港有机会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陈方安生说“政党在提名委员分区选举中发挥作用，佔有优势”，安的是什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