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工作者一月之内两度遇袭，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然而，两件兇案发生后反对派却有?截然相反的反应。刘进图遇袭，反对派团体第一时间将此定性为“针对新闻自由的暴行”，而《香港晨报》高层遇袭，反对派则绝口不提“新闻自由”，轻描淡写而过。这岂不奇怪？同样是新闻工作者，何以反对派厚此薄彼？难道他们能预卜先知？还是因为行兇者就是他们所指使？其实，这种双重标准的言行，所折射出的是反对派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措辞语气截然不同
市民应当认同，任何暴行，不论是否针对新闻工作者，都绝对不能接受，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当然，如果涉及新闻工作者，更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当中涉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香港市民珍视的核心价值，道理不难理解。
昨日，即将出版的《香港晨报》两名高层先后遭到来歷不明的暴徒袭击，香港各界都发出谴责。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数周前《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袭事件相比，反对派的表现迥然相异，在措辞、语气、结论方面，都有?天渊之别。笔者试以反对派两大核心组织：香港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在事后的反应为例：
香港记协在刘进图案发出的声明是：“对刘进图遇袭事件震惊及愤怒，认为是严重挑衅香港新闻及言论自由，对事件极度谴责，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形式暴力威吓，打击新闻工作者士气。香港记者协会向刘表示慰问，并强烈促请警方严肃处理今次案件，尽快将兇徒缉捕归案，以行动向公众展示保护新闻工作者安全的能力和决心。”（2月26日）而《香港晨报》事件，香港记协轻描淡写声称：“表示十分关注，并谴责兇徒的暴力行为。记协重申香港是法治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的袭击，希望警方严肃彻查事件，查找真相，拘捕兇徒绳之于法，并祝愿两名受伤的新闻界人士早日康復。”（3月19日）
独立评论人协会在刘进图案中的声明为：“表示强烈谴责，忧虑这是一宗针对新闻工作者的严重暴力事件，对新闻和言论自由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评协敦促警方尽快跟进调查，缉拿兇徒归案，同时亦促请特区政府，致力保障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言论自由。评协衷心希望，刘进图先生能跨过当前难关，早日康復。”（2月26日）而在《香港晨报》案的声明只有：“谴责任何针对新闻从业员的暴力，要求警方应严查案件，将策划暴力袭击的兇徒及幕后主脑拘捕归案。独立评论人协会祝愿受害的新闻同业早日康復。”（3月19日）
市民可以看到，同样是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暴行，同样是事后第一时间的反应，这两个反对派团体的态度，可谓差天共地。当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不断以明示或暗示，指称事件与“新闻自由”有关，而后者不过是一宗普通的袭击案。在香港记协眼中，刘进图案不论真相如何，也不论是否有证据，必定是“新闻自由”受破坏，也必定是“政治势力意图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而《香港晨报》不论有没有证据，也不过是一宗普通人遇袭。笔者奇怪的是，在如此短的数小时里，香港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是以何种标准去作出这种定性？是客观存在的证据，还是他们自己的主观判断？
当然或许有人会辩解说，刘进图案是近年首宗，震撼力更强，《香港晨报》是其后发生，关注度更小；而前者是流血事件，后者不过是轻伤，因此才有这种不同反应。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两者同样是新闻工作者，不论受伤程度为何，为什么前者是“新闻自由”事件，而后者却不是？
政治算计利益为先
其实，公众从这两起事件的观察，已可以看出反对派团体利用兇案去达到政治目的的用意。在刘进图案之前，发生《明报》撤换总编事件，也发生商台解僱主持人，为求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反对派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有意无意、明示暗示指是“政治迫害”，甚至指称兇手是中央政府要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似乎是在维护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在为反对派的政改方案造势，要以此来获得必要的政治攻击武器，离间香港市民与中央的关系，最终破坏、削弱中央在政改问题上的影响力。
而在《香港晨报》事件，反对派之所以如此“冷静”，甚至连“新闻自由”四个字都不提，是因为他们明白，继续在没有证据下作出政治审判只会得到反效果。事实上，在刘进图一案中，反对派的做法已经引起公众的指责，而警方迅速破案，也令他们有所顾忌。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晨报》尚未出版，他们不知道是否与自己立场相近，于是抱?“先看看”的态度。
显而易见，反对派在两宗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截然相反态度，令公众看到其虚伪的“双重标准”。从理论上来说，新闻自由无贵贱，不论伤者是什么身份与地位，都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与保护。正因为如此，反对派用自己的行动，撕下自己虚伪的政治面纱。表面上的高尚，不过是政治利益的算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