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一国两制”而没有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引起香港社会关注。翌日，《明报》A2版以《一国两制还剩下什么？》为题发表社评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字斟句酌，今次的安排应该是传递一些政治信息，具体情况，相信日后中央处理香港事务时，会显露出来。我们认为：在隐没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之后，一国两制会质变，不单对香港、对中央也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不提“港人治港”背后深意
敏感不是没有道理的。需要进一步问的是：为何敏感？
《明报》社评指出：“按内地的政治文化，重要文件的用语和提法，不单透露政治信息，对相关工作也起?指导性作用；因此，李克强接任总理之后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打破了温家宝10年传统，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变化，放在现今的政治氛围来检视，不能等闲视之。”
为什么2000至2003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香港舆论不以为然？从《明报》社评称“放在现今的政治氛围来检视，不能等闲视之”来推断，是因为那时“政治氛围”。政治氛围不同了，感觉自然也不同。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肤浅。
我以为，问题的答案在于“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而活生生的伟大探索，其实践和认识都需要与时俱进，而眼下香港舆论所反映的是，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无论以个人抑或团体面目出现，对于“一国两制”与时俱进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感到彷徨、迷惑或抵触、反感。
反对派煽动对立 中央忧虑
《明报》社评指出：“回归之初，中央恪守一国两制分际，不插手、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即使当时特首董建华身陷管治困局，中央对特首或特区政府仅止于口头提示，未见指手画脚，当时的中联办绝不沾手香港内部事务；所以，朱镕基主持的4份报告无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时大比数港人不认为有问题。但是，香港事务现况与当时有很大不同。”这是反映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留恋“一国两制”第一阶段。然而，正是在那一阶段，特区管治和施政开始呈现“九七”前制度和人事所造成的严重缺失；同时，史无前例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互联网经济崛起，预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期；也正是那时，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迅速上升为全球投资最大热土。这一切客观因素决定了“一国两制”从强调“两制”差异而忽视“一国”的第一阶段，转入经济开始讲“一国”而政治依然强调“两制”的第二阶段。
《明报》社评执笔者是知晓那一段歷史的。不妨翻阅2003年7月前后的《明报》和香港其他报纸，当时，即使最反共的平面媒体对CEPA不说批评的话。香港居民对于在CEPA框架下最早实施的“自由行”推动香港经济復甦的功效，是不应该忘记的。
约11年前，香港社会是以普遍欢迎CEPA为标誌的经济开始讲“一国”而举行“七一游行”强调政治“两制”的方式，走过了“一国两制”第一个“十字路口”。约11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一直处于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而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及相应政治生态依旧坚持政治“两制”区隔之间的矛盾，并且，随?两地经济融合愈益深广而加剧。
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一旦意识到两地经济融合势不可挡，必将阻碍他们在香港移植西方政治制度进而“西化”内地政治体制的图谋。就抓住两地经济融合、人员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竭力煽动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对内地长期形成的成见和不满，炮製一个又一个目标针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政治风潮。
港需反省自己偏失教训
如果特区具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能力和水平，如果香港具有引导大多数居民正确对待香港与内地经济政治关系的力量。那么，中央对于香港的具体政策措施就不必做相应调整。问题就在于香港内部。与其执著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否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如反躬自省回归以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做得不够甚至严重偏失的教训。
经济要国家帮政治企图变独立实体；经济要国家帮只要其利不要无可避免的负面影响，需要时向中央伸手，不需要时请中央收回成命；“港人治港”只讲土生土长港人治港而对新移民百般排斥；高度自治等同只顾香港利益，罔顾全球化背景下即使国与国之间都必须协调政策，何况CEPA已启动两地一体化。凡此种种难道符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宗旨？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