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特区政府收到中央政府的通知，原定今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将移师北京举行。中央政府的通知中指出：“由于今年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数量多、涉及面广，为了确保各类各次会议会期的统筹衔接，需要对一些会议的会期作适当调整。”
中央政府虽然对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变动，作了多项原因的解释；但香港市民对会议地点突然更改，还是一肚子问号。一方面，香港拥有多次举办大型国际活动，会议的经验，财长会议突然弃港而去，当中应该有一些不可抗逆的理由才足以解释是次变动。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内亦有不少行政主任证实，港府为准备是次财长会议，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的筹备，并在不同部门中抽调人手，应付财长会议的需要，是次变动，明显港府之前是并不知情的，甚至是有点措手不及的。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结束后表示，APEC会议地点及日期变动是因为会议太多，考虑到更好地统筹财长会议，部分原定在东北的会议亦需要改动。至于APEC财长会议地点调动是否与“佔领中环”行动有关？华春莹指出两者没有关系，认为相关评论是过度猜测。但在这一连串问号之下，香港的传媒焦点，还是对准了“佔领中环”。认为中央政府是次主动地更改财长会议地点，是因为担心“佔领中环”对香港的国际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会议易地举行，传媒的焦点之所以硬拉“佔领中环”行动，是因为政改时间上的巧合，让各大传媒有大量的幻想空间。财长会议按原计划是今年九月在香港召开，根据2017政改五步曲的时间安排，今年9月前后，特区政府必须向中央政府呈交一个普选政改的方案，否则便难以完成本地立法程序。若然，9月份出台的政改方案是倾向保守，例如：提名委员会与选举委员会类近，38个界别，按选举委员会四大界别的划分，各界别300人，合共1200人。这个难以自圆其说是“循序渐进”的民主安排，那便等同把一根火棒，丢进了“佔领中环”，令本来不成气候的运动，顿成了星火燎原之势。这必然会对财长会议造成冲击。
警惕反对派对香港的破坏
但关键是，这种恐怖的保守政改方案迄今仍未有端倪，上述的例子只是一种假设，那就是说：财长会议与“佔中运动”没有必然的关系。加上，以笔者的经验来看，“佔领中环”打从第一天开始，根本就不像社会运动，而是像在做学术研究。曾经组织过社会运动的朋友便会明白，社会运动跟行军打仗的性质差不多，需要一鼓作气，否则便会再衰三竭。
“佔领中环”不但操作上颇为复杂，理念也相当艰涩难明，一般升斗市民难以掌握“佔领中环”的中心思想，加上旷日持久，犯了再衰三竭的大忌。现在“佔领中环”已经到了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境地。所以，如果说财长会议地点的改动是与“佔领中环”有关，那除了是错估情况以外，更是高估了“佔领中环”对香港的影响。
如果财长会议地点的改动与“佔领中环”运动无关，那便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或者，我们从十八大报告中可以得到启示；中央已经把香港的发展，纳入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之中，即香港是以一个地区经济体，配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布局。报告的第十节“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谈及：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后，再谈及全面贯彻“一国两制”。
从上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的看法，或者应该说中央对香港的角色扮演已经有所不同。在回归初期，“一国两制”是未知成效的新尝试，中央对这所“实验室”当然会非常看重，但现在“一国两制”的运作日渐成熟，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轨迹。中央已经不用日盼夜顾地紧盯?香港。
加上，过去十多年内地各省市的发展奇快，由经济衍生出来的区域性政治矛盾日渐浮现。说白了，34个省级行政区，23个省均是中央的儿子，如果中央独爱香港这个“宝贝儿”，其他省市只会更加不爽。何况，财长会议从来没有定明一定要在香港举行，以中国之大，难道就不可以在其他省市举行吗？笔者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会在各省市的会议中“被提出”了。所以，从平衡内部政治矛盾的角度来看，中央是次的变动，实在是帮了香港一把，免了香港陷入尴尬之境，亦附合了十八大“国家优先”的原则。
必须考虑“国家优先”原则
而从国际政治的高度上看，财长会议移师北京的战略味道就更为突出了。顾名思义，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是以亚太区的经济体为主。现在全球经济发展向东移，中国的崛起是面对?美日联盟，及美国两重的“围堵链”。中国今日与俄罗斯情同兄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东亚五国结盟，目的就是在经济的合作上，增加自己的朋友，减少自己的敌人。若从以上的战略考虑，财长会议又何必要在香港举行呢？在北京城，有什么重要决定，规划也好办，反正全国的政治经济决策部委就在北京。
香港与财长会议失诸交臂是有点可惜，但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上考虑，香港是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