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一日是联合国“国际母语日”，“台独”分子每年都闹得挺欢。《自由时报》在当天如此评论：“母语遭摧残的状况极其严重，已非时数不多的母语教学所能挽回，仍须从家庭使用及社会流通，包括媒体做起，否则台湾有陷于无根且全盘中国化困境的危机。”
香港凑这个热闹的人还不多，但按现在“方言争议”发展的势头，“国际母语日”很快也会被病态本土主义者从“台独”分子手中抄袭，并且祭出来作思想武器。网络媒体《主场新闻》当日就刊登了中大公共政策硕士生、“东西方中心亚太领袖计划受训人”陈宗尧的评论，对“国际母语日”推崇备至。
国家认同纠缠语言问题
“国际母语日”的起源实为东巴基斯坦人争取母语孟加语成为法定语言的运动。一九五二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学生无视政府的禁止集会令，聚集在达卡大学附近抗议政府强迫东巴人转换母语。政府以实弹镇压，多名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被杀。
在陈宗尧的论述中，“在一九五四年的国会大选，主张为孟加语正名的Awami League大胜当时亲西巴的执政党，而孟加语也得以成为东巴的母语。此后每年，孟加拉人都会在每年二月二十一日聚集于达卡大学，记念当年为争取母语而牺牲的学生们”。姑勿论他的文章观点如何，看到他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不禁失笑。东巴突然间变成了孟加拉，文中完全没有提到后来惨痛的“解放战争”和孟加拉独立和至今成为全球最穷国，刻意隐瞒语言运动是独立运动的重要构成。
今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恰巧也是乌克兰变天的日子。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袖刚达成了妥协，几个小时之后，他却在逃亡的路上了。之前因为贪腐被判刑的前总理季莫申科被释放，并宣布将参加总统大选，新的临时政府成立。一场持续三个月的民主革命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乌克兰东南部的几个州随时会宣布自治，在“民主”胜利的背后却是国家的失败，和分裂、内战的各种可能。
去年十一月底，乌克兰政府拒绝与欧盟签订联繫国协定，亚努科维奇转身接受了普京150亿美元的援助，一些强烈要求入欧的乌克兰人进入首都基辅示威游行。表面来看，这不过是外交选择引起的抗议活动，但是实质却是国家认同的危机：西乌克兰人入欧心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而东乌克兰还坚持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加入普京倡导的欧亚联盟。
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危机，无可避免地也和语言问题纠缠在一起。其东部和南部的国民，多以俄语为母语，俄语亦是多数基辅（乌克兰首都）市民的母语，但俄语至今不是官方语言。乌克兰中部和西部使用俄语的情况则不如东部和南部般流行，那里的主流是官方乌克兰语。亚努科维奇的大本营在亲俄的东南部，但讽刺的是，富商季莫申科被称为“亲欧派”，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发家，最后也栽在俄罗斯天然气协议中滥用职权的指控上而入狱。由此可见，上位者往往只是以利益为重，可怜的是民众在“民族”的“理念”驱使下，成为了棋子而不自知。
说到底，乌克兰的危机不仅是谁来当总统的问题，而是乌克兰是什么的问题。香港的政改，难道不也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剖析”本土意识狗屁不通
台湾文化从业员龙应台出席港大活动时，曾质疑“别人来到香港，不懂说粤语，为什么香港人要反过来赔不是？”她认为，“香港人的母语是粤语，是外来人应该加以尊重的。”香港的病态本土主义者自然非常受落，到处引用。
龙应台一句“香港人的母语是粤语”，看似包容，背后其实蕴含?莫大压迫。究竟港人的母亲是否都说粤语？我们母亲的母亲又是否说粤语？我们不妨以歷届特首为例，简单思考一下。梁振英的母亲生于民国五年，祖籍山东威海，她的母语，应该不是广东话。董建华母亲出身宁波镇海县航运世家，她的母语也不会是广东话。
曾荫权母亲的信息比较少，从父系考察的话，他祖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回龙新基村。当地居民讲的方言虽然属于粤次级方言，但内部却存在颇大差异，甚至个别地方相互通话也存在困难。按其特点概括，这种次级方言大抵可分为五个片，分别是桂城片、大沥片、官?片、九江片和沙头片。
我们今天讲广东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歷史成就了它在香港的霸权。相对其他广东方言，把广州官话称为广东话，岂不霸道？歷史可以让我们背叛我们真正的母语，自然也有可能让普通话逐渐成为主流。要不要认同中国人的身份，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别把“母亲”扯上关系，製造光环。
港大学生报《学苑》我的后辈，最近竟然搞了一个“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专题，“深入剖析本土意识与香港人成为民族的可能”。一些读过一点点书的年轻人，往往最多歪理，又异常固执，其实狗屁不通，一代不如一代，只会使“老鬼”蒙羞。偶拾一例，《学苑》专题的其中一篇文章，引用学术研究，认为“省港大罢工是香港族群想像的重要阶段，华人精英反对罢工，证明了他们乃忠于本土、忠于殖民地体系，而不是向中国效忠”。在这些“大学鸡”眼中，“忠于殖民地体系”的才算“华人精英”，至于广大支持罢工的“非精英”，他们有没有“香港民族的想像”，这位作者同学竟然不屑一顾。这种精英主义到骨子里的人，在这家于1911年才成立的“山寨”港大中倒是见怪不怪。
离不开殖民地的老一套
社会出现这样的思潮，我们不能怪青年。即使我们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想像，也离不开殖民地的老一套。在最近的财政预算里面，无论是“竞争力”还是“国际枢纽”的提法，都显示我们的价值是钱，目标是更多的钱，没有其他。法治和其他制度，也不过是赚钱的工具。香港所谓不要当“另一个中国城市”，其实不过是要永远维持最富有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和当下“身份认同”具体内容其实同一个源头。
香港作为独特的中国城市，其实不用老想着来自新加坡和上海的竞争，这样的焦虑只会带来更多负面情绪。只要我们能够善用政策空间，发挥正能量，在解决贫富悬殊、民族认同、民主政制、多元共融、社会和谐等问题上有所创新，对祖国的参考价值就功德无量，地位也就自然没有其他城市能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