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谴责“驱蝗行动”是正确的。随着两地经济和居民交往深入，香港如何协调经济讲“一国”与政治“两制”差异之间的矛盾，国家如何处理两地交往所引起的观念和利益上的矛盾，都到了必须决断的时候。希望对“驱蝗行动”的表态，是本届政府管治和施政朝正确方向的一个拐点。
2月16日，逾百网民在尖沙咀广东道发起针对内地游客的“驱蝗行动”，部分人指骂游客，令部分店舖短暂关门。对此，2月17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2月18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分别予以谴责，称：有关事件破坏香港公众秩序，冲击香港与内地关系，对香港旅游业造成损害。香港警方表示，将按既定程序依法处理。
炮轰“驱蝗”反应正确
特区政府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事件固然是香港七百万居民极少数人所为，却是香港与内地实行“一国两制”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一个缩影。
2003年“七一”游行前后，“一国两制”实践遇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以往，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只重视“两制”差异而忽视“一国”，内地则相应地严守“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两方面都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就香港而言，本土狭小而欠完整的产业结构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和经济全球化强大压力。就国家主体而言，香港无法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反映香港“拒中抗共”势力在其后台老闆指使下“和平演变”中国之心颇强烈。特区政府寻求国家给予经济支持，香港绝大多数居民因身处经济困境，或贊成或不表反对。中央通过经济支持香港，希望推动香港居民改变对国家的态度。于是，“一国两制”第一个十字路口得以走过——社会主流民意从只讲“两制”忽视“一国”向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转变。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空前激烈的竞选到当前关于普选的政治决战，是“一国两制”实践遇到第二个十字路口。随着香港与国家主体经济一体化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地不断拓展，香港社会关于经济讲“一国”同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反对派亦即“拒中抗共”势力在其后台老闆指使下，煽动香港一部分居民敌视内地同胞，企图拖两地经济融合之后腿；煽动一部分香港居民对抗国家政治制度，企图以争取所谓“真普选”方式来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为独立政治实体。2月16日所谓“驱蝗行动”就是在如斯背景下发生的。
两年前，2012年1月，也是在尖沙咀广东道，由于D&G分店职员禁止外人从广东道上向其店内的客户拍照而引起一些香港居民不满，反对派煽动歧视内地游客的风潮。从那时以来，香港社会歧视内地同胞、要求限制甚至中止两地经济融合的言行此起彼伏。当时，许多人孤立地看这一类事件，没有将它们与正在展开的第四任行政长官激烈争夺相联繫。而今，回头看，香港政治全景分外清晰。
两地矛盾难以迴避
有一种观点：採取极端行为的只是极少数人，毋须大惊小怪。
持这种观点者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现象：尽管这是极少数人所为，却正在蔓延。先是近几年“七一”游行出现举“港英旗”者；接着，去年12月有人举“港英旗”闯入驻港解放军总部，扬言解放军是香港人心目中恐惧对象，欲替港人“驱心魔”；一个多月后，发起“驱蝗行动”者不仅举“港英旗”喊“反赤化，反殖民”口号，而且将矛头指向内地游客。发生极端行为频度在增加，极端行为攻击对象在扩大，其破坏“一国两制”、鼓吹“港独”倾向十分强烈，岂能因“极少数人”而轻视之着在一定程度上，不正是因为近些年有人对于此类现象採取袖手态度，极少数人愈益猖狂着。
在两地居民交往愈益频繁的背景下，内地开始出现对于香港一部分人不友善言行的偏激反应；另一方面，内地若干媒体开始经常评论香港涉及“一国两制”的重要事件和具一定代表性的观点。
这一切显示：随着两地经济融合深入，两地居民交往频密，香港如何协调经济讲“一国”与政治“两制”差异之间的矛盾，国家如何处理两地经济和人员交往所引起的观念和利益上的矛盾，都到了无法迴避、必须决断的时候。
管治重返正途拐点
不能不指出，本届特区政府就任以来，在对待上述矛盾上，若干政策措施是偏颇的甚至有的是失当的，尤其对待国民教育是一个严重失误。目前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管治和施政困难，主要原因固然是客观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主观因素相关。希望行政长官和政务司司长等对“驱蝗行动”的表态，是本届政府管治和施政朝正确方向的一个拐点。
多年来，我一直预言并相信“一国两制”第二个十字路口的出路是：香港社会主流民意由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向认同和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转变。较之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是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中央已然审时度势，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制订并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帮助和推动香港尽可能支付少和小的代价以完成这一歷史性转变，领导和引导内地同胞正确理解和支持“一国两制”伟大事业与时俱进。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