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扫黄，舆论分化。一方面，官媒以传统的方式配合政府行为，力挺扫黄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有一股“民间舆论”，高呼什么“东莞挺住”，“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这后一派中，不乏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加盟。比如，一扫黄，将黄色产业合法化的呼声就特别高，有人对卖淫这个“人类最古老的产业”进行回顾，还搬出联合国的权威，将妓女定义为性工作者。
在他们看来，卖淫嫖娼属于两厢情愿，政府不必干预。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田根胜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东莞根本没有必要去理非议，这是商品经济冲击的必然结果。总之，挺扫黄的和反扫黄的针锋相对。
可惜，世界远非黑白分明的两极。这样的两极化舆论，忽视了中间的灰色地带。而中国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发展，恰恰要在这个地带进行探索。传统那种运动式的扫黄，从长远看无法解决问题。这一点自不待言。但是，一些反扫黄的人士，表面上在力畅新说、启蒙公众，但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则依然严守旧式思维之窠臼。
比如，许多人刻意要用“市场经济”把黄色产业正当化，以此否认政府干预的正当性。为此，他们称卖淫嫖娼是两厢情愿，涉事双方都觉得自己从中获得利益，只要不涉及公款消费，关别人什么事？另外，他们还特别强调那些小姐是“弱势”，反扫黄就是保护“弱势”，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问题是，这种论调似乎在暗示：那些小姐们都是自己选上了这样的职业。其实这是重复许多保守主义者的偏见：有些女人就是贪图享受、不劳而获、觉得这么来钱容易、不在乎自己的廉耻。以世界之大，我不否认有这样的人。但是，把如此多的女性归于愿意以自己的身体做交易的群体，难道就对她们的一种尊重吗？
从媒体的报道看，东莞色情业的形成，有供需两个链条。 90年代招商引资，大量港商台商来到东莞，许多是有钱的单身，或没有家属随行。随着东莞外来加工业的火爆，各色其他的单身或家属不随行的淘金者也接踵而至。当然还有大量单身的民工的涌入。这些流动人口，形成了色情业的市场需求。另外，经济的周期震荡，使许多女工突然失业，衣食无着，特别是最近一次世界金融危机，正好赶上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加工业迁往低薪地区。许多丢掉工作的女工，被迫流落到色情行业。
老百姓恐怕都会根据一般的常识判断：一般的女孩子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沦入色情行业。这也许是一种个人选择，却是很不幸的、无奈的选择。接下来的问题是：东莞本是经济改革的先锋，在扫黄后有媒体还报道：“2013年，东莞再次登上中国最富20城市的榜单，位居首位。”不管是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而言，还是对东莞成为首富城市而言，这些打工者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经济繁荣的中心，怎么会让她们被逼得走投无路？
这一悲惨的现实，理应促使我们反省主流的市场经济观念。我在近著《市场到哪里投胎》中，介绍了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的三种主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放任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莱茵兰社团—国家式，和以北欧福利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式。对照这三种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市场经济讨论显示了巨大的片面性。这主要体现在把美国作为市场经济的原型，把欧洲的种种模式视为对市场轨道的偏离。
东莞模式，其实就是对美国模式的模仿，也不乏经济学家为之鼓吹。这种模式，说白了就建立在一种刀耕火种般的劳动市场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在享受人口红利，年轻的劳动力充裕、廉价，雇主不把劳动力视为人才，而是看作人手，只使用、不培养，而且随用随淘汰，一切以企业短期的经济效益为中心，似乎企业一旦赚钱，就会产生社会效益。
东莞走到现在，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局限：身为首富城市，居然顶着“性都”的污名，治安之差也是举国皆知。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女工，居然不得不卖身为娼，她们的子女将怎么长大？东莞能成为一个安居乐业之所、是个养孩子的好地方吗？放开别的道德说教，这样的模式所缔造的下一代，在经济上还有竞争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