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新
一个商业性民调结果，在铺天盖地宣传之下成为“真实的民意”；一张报纸流失广告，在被垄断了的话语空间之下，也成了打压新闻自由的“罪证”。一些持平甚至唱反调的言论与意见，根本无法正常见诸于所谓的“主流”媒体。而充斥于各类的所谓网上公共空间，更多的是极端与民粹式的攻击性恐吓内容，凡有异见者必被消声灭迹。所有这些，令人不禁要问，香港是否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到底是于沉默的大多数陷入“沉默的螺旋”怪圈，还是幕后黑手垄断下的舆论与民调现状真实写照？
反对派垄断民调与舆论
上周六律师陈庄勤于报章撰写了一篇名为《沉默的螺旋》的文章，以港大钟庭耀民调为例，指出当前香港政治生态中的真实现象。这就是，在操控之下的民意调查，所体现的并非真实的民意，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由此引申到当前的香港舆论与社会生态，指出许多市民因舆论被垄断、怕被攻击而不敢发声，长此以往形成了一面倒的政治声音，其情况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境地。
实际上，香港的舆论长期被垄断与控制，这并非新鲜事，陈庄勤文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为什么这些政治喉舌能够如此轻易地垄断香港的舆论，关键在于，一些政治势力善于打“民意牌”、包装“民意调查”、製造“民意结果”，有了这张虚假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民意牌，新闻、评论、专题、谈话节目等等无往而不利，可以轻易达到欺骗市民、误导公众，并谋取政治私利的目的。
毫无疑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于整个“垄断的舆论”以及“沉默的螺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个成立至今二十三年的“计划”，长期由一人把持，而这名被喉舌舆论冠之以“学者”头衔的人物，从来不讳言政治立场，也从来不掩饰其与香港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密切关系。一个民调机构，最起码的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更要有基本的学术标准，但钟庭耀的这种政治表现，实际上是在宣示自己的政治偏见。一个有政治偏见的民调，其收受“资助”而产生出来的民调结果，又有什么说服力？
一如陈庄勤文中所指出的一个例子：“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受‘和平佔中’秘书处委託举办‘和平佔中商讨系列’，但同时又进行对和平佔中的民意调查，那我感觉有问题了。”由此观之，钟庭耀掌控下的港大民调的所有民调结果，已缺乏了基本的可信性。
钟庭耀作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负责人，长期以来一直以“学者”自居，以“学术机构负责人”延揽“民调”。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既不是讲师、副教授、教授，也不是研究员，在所有关于他个人的介绍中，从没有提及任何一项“学术成就”。而据报章引述，多年来他只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刊出一篇所谓的论文。以全世界绝大多数学术机构的准则而言，有没有这样的“学者”？以所谓西方高等学府的要求，钟氏的水平，连应聘基本的讲师资格也不具备。而二十馀年来他只以“电话调查”、“网站调查”为主业，兼而出席政论节目，就以“学者”自居，其学术成分如何不令人质疑？
钟庭耀扮演极不光彩角色
对于钟庭耀的质疑，事实上过去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但他仍然能够地位不受动摇，态度依然故我。当中原因其实已不难理解，作为反对派政治势力的“核心暗器”，钟庭耀不可或缺。第一，他的民调在每一次重要议会选举中，都发挥出关键的引导公众意向的作用，这是反对派能否保住现有席位的至关重要因素。第二，在无重大选举之时，可以通过他所发布的针对现有建制的民意调查结果，去破坏、削弱敌对势力。第三，在重大的政治议题中，包括二十三条立法、政制发展、国民教育等等，钟庭耀的民调更能在关键时候左右民意走向，令反对派掌握主动权。当然，钟庭耀的民调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离不开幕后的政治势力支持，也离不开反对派喉舌舆论的宣传需要。简而言之，钟庭耀及其民调，绝非“中立”，而是有?显而易见的“偏见”。
德国社会科学家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指，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因恐惧被孤立或攻击而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因一些人多言而形成的多数派的观点，漠视因比较少人说而变成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因恐惧被孤立而声音愈来愈少，多数派的声音愈来愈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当前的香港，反对派口口声声说没有“言论自由”，但钟庭耀民调的事实在说明，真正垄断言论自由、垄断舆论的正正是反对派自己。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则香港的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根本是一句空话。一如陈庄勤文章所说的：“香港绝不容任何人透过抽广告来控制媒体，但同时更需要更多敢言的人站出来打破近年来被那些哗众取宠的政客、早已具政治立场而失掉客观中立和公信的学者和媒体在舆情中製造的‘沉默的螺旋’。”
市民要敢于出来发声，尤其是在舆论以及言论空间被垄断的情况下，更需要打破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生态，否则，未来香港将在这种“垄断的舆论”与“沉默的螺旋”中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