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全无节制？
不过，如果改以其他途径处理，严重时会触发公共秩序失控，由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冻结一切言论、集会、示威，当然也包括新闻和出版自由；犯者往往不经司法程序审讯，直接坐牢，而且可以不定刑期。
至于其他的处理途径，惯见的有政治部直接监控媒体一举一动，随时可以抓人，《内部安全法令》授予政治部大权，可禁报章、其他刊物出版，随时入屋搜查（不必先向法庭申请搜查令），也可以非正常的方法审问（包括拷刑）。
这种《内部安全法令》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盛行，而香港的政治部已于中英主权谈判的第一时间，由港英政府解散。据罗亚所著的《政治部回忆录》说法，这是以防后患，因为政治部的人、事、档案全是隐秘东西，解散便可不留痕迹，连人员也另作安排，例如关键人物化整为零安插到其他部门去，这是政治的高招。
由此可见，在英国殖民地统治的年代，新闻自由并非毫无条件听之任之的事，也有非司法权可以过问之处，只要不反殖反帝，便有新闻自由，否则便以政治手段处理。
不过，当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特首的职责由《基本法》第43条写明：他的工作是向中央政府负责的，而执掌中央政权的执政党又是共产党。根据一般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均有体制规定合法与不合法转换政权的做法，循合法途径的政权轮替，去留有法可循，可以和平落幕；反之，不循合法途径掌权的，便会遭到在任政府视作“革命”论。此时“革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往往以暴力流血收场。
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党执政的方式，而执政权却不行自由竞争的方式，它是自1949年国共联合政府破局，共产党通过内战取得执政权后，邀请其他八个政党参与协商立法和制订政策，这办法有别于政党竞争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基于相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那套政治体系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工具，对广大劳工阶级不公平；反之，相信由共产党邀请其他政党举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政制，得出来的政策与立法会有更好的民主代表性与均衡参与。
根据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政府产生的办法也自有合法与不合法的途径，每届政府换班，都会有一套体制让参政者依法行事，否则便当“革命”论处。
因此《基本法》第43条说的特首职责，是向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负责，就新闻自由这点来论，特区的新闻自由可否像过去港英殖民地时代那样高调反共？这问题若以个案诉讼到终审法院，进而又由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话，肯定会引起广泛关注，如果终审法院的判决是反共，也是特区新闻自由的人权之一，而人大释法的判断以违反《基本法》来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的话，以过去长期以来的反共新闻行为来判断，特区的反共一方的新闻行为肯定不会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