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西方反共阵营的佼佼者。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反共，可有很大天地的“新闻自由”；反之，反帝反殖的新闻自由可说是“自求多福”了。别的英国殖民地不说，就以英国的远东殖民地来说，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香港、文莱，殖民地政府有特设的政治部，专门负责侦查和通缉反殖反帝的新闻报道和“不法”传播，一旦逮获，便作严刑拷问，还会不审而坐牢。这种经验，香港早有人尝过个中滋味，就算未受其害，也还会记得这种白色恐怖的岁月。
正是由于港英时代反共的新闻自由固习难改，九七回归后，香港的主权落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来，担心遭到秋后算账的新闻界走的走。留下来的，心态可就百感交集，有人一意反共到底，以反共的新闻自由挑战大陆的能耐；有人心大心细，不甘放弃反共，却又心大胆小，朝三暮四，怕有一天跑不掉，进退两难之余，只好抱着静观其变的心态，这时新闻自由在他们的笔下变成杯弓蛇影，危机四伏；又有人迁居海外后，反共意识挥之不去，结识一批同道，在海外仍操反共的新闻能事，专注报道撰写中国大陆“异见”，为自己反共找快感。
反共自由可予限制？
正是由于港英时代怂恿媒体反共积重难返，政权九七易手后，尽管《基本法》第27条写明原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维持不变，本来已有《基本法》的保证，特区也有本身的司法制度不变，变的只是加了一条人大常委会在特首提出的情况下，有最终的释法权——即使终审法院有了裁决，如果经人大释法后，认为裁决有违《基本法》，这终审法院的判决也要推翻。
由于人大常委会有此释法权，以捍卫人权自诩的法律界便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有人大释法，便有损特区的司法独立。没有最终的司法权，就如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那么容易产生政治立场两极化的东西；尤其在香港一向高调反共的新闻媒体，早与共产党对立，大陆拥有最终的释法权，难道还会轻易放过反共的新闻自由吗？
的确，如果把《基本法》第27条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拿去终审法院审判反共新闻的案件，这对本港的反共媒体及其工作者来说，肯定是一场“有没有反共新闻自由的生死斗”。如果终审法院裁定“反共新闻的自由”涵盖一般新闻自由的权利，把案件当为无罪裁决；这时若特首呈请人大释法，人大常委会的释法结果却刚好相反（即属有罪），这对反共新闻自由来说，无疑从此在特区之内剥夺他们的反共新闻的人权自由。
这样的案件涉及的司法问题、人权问题、行政问题和立法问题非常复杂，其中涉及的政治斗争更是剧烈。这番话如果以具体的实例加以说明，可用过去英国殖民地统治的经验，便有助了解当中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复杂的程度连政府也没法叫司法机关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