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安老、助弱等措施，社会福利开支每年增加二百亿元。对此，昨日市民及舆论回应基本有两点，一是担心财政上是否能长期负荷，二是“重基层、轻中产”有欠公允。
对此，也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首先，社福开支增加二百亿，并不全是新措施的开支，现有社福措施年度正常增幅也已计算在内，因此实际新增福利开支并没有二百亿，包括不少目前关爱基金已经拿钱在做的项目，日后由非恆常转为恆常而已。
更重要的是，新增的福利措施到底有无必要？是否必须？还是如一些人所言，是梁振英为“挽民望”而向基层大洒金钱？
事实是，就算是颇有微言的中产阶层也不能不承认，近年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素不是“水涨船高”、而是每况愈下了，其中关键因素是长期居高不下的楼价和租金，令到各行各业经营困难，物价不断飙升。基层一家四、五口挤住一间百来呎“劏房”的事实，比六十年代粤语长片中的“头房”、“尾房”更不如；部分新移民家庭及单亲家庭的生活质素就更不用提了，说吃不饱、饿肚皮是假的，但不敢买牛肉、吃不起鲜鱼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孩子眼看同学参加课馀活动、兴趣班只有羡慕的份儿，因为父母实在拿不出参加活动或补习的费用。长期的入不敷支，再“搏”也无法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打工不如攞“综援”，令到这些低收入家庭感到社会不公平，对政府和商界产生怨气。这种局面如果长此以往下去，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安定绝无好处，作为一个负责任政府，可以容忍“富者愈富”，但却不能坐视“贫者愈贫”，基层日益贫困化是社会的耻辱、也是政府的失职。
根据“贫穷线”定义，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来划线，即一人家庭月入三千六百元、二人家庭月入七千七百元以下的，总数有四十万户、一百零二万人，撇除其中十万户领综援的不算，其馀三十万户、七十多万人，就是属于在职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而这些家庭的一个共通点，就是人口多、孩子多，即“食饭人多、搵钱人少”。新的在职低收入家庭津贴，能够令一个一人工作的四口之家每月得到约二千六百元的津贴，对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质素、特别是教育孩子的开支，裨益无疑是极大的。
这样有大量确切数据的扶贫措施，怎能说是“乱派糖”以至“大洒金钱”呢？无疑，新措施推出，大批在职贫困家庭受惠，对梁振英的好感自不然增加几分，也不会再上街游行，但反过来说，如果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化，令到社会对抗、对立激化的现象持续下去，又对谁会有好处？难道梁振英这个特首位子还怕会因此坐不下去吗？
新措施为的是基层、是社会、是整体利益，体现的也是公平、共享和爱心的港人社会核心价值，应该得到各阶层市民的支持和欣赏，包括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没有被提及的中产阶层，基层安定了、社会和谐了，中产也会乐见和受益。而且，施政报告对中产的需要并非全无顾及，幼稚园学券、长者医疗券和两元乘车优惠，以至改善环保质素、开拓大屿山新市镇和“桥头经济”，于中产而言也是直接受惠的。中产阶层是社会安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因素，梁振英不可能漠视中产。
本文是大公报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