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这也许更符合李登辉的真实逻辑，但我认为他意识形态的成见也很严重。
许信良：他对中国有没有一种潜在的、受日本教育的敌意，我认为也存在，在他的内心深处。所以李登辉，从权力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也是非常有手腕的领导者。可作为精英学者他提出戒急用忍，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在这里。意识形态使得他判断错误。我觉得他对80年代、90年代以后和平地转移到民主社会有他个人的贡献。假定当时不是他当台湾领导人，我真的这么认为，这个是天命，如果是别人，任何一个人成为国家领导者，就可能不能和平过渡到民主了。第二个，他退休以后，特别强调台独，变成很激烈的台独主义者，我认为他想洗刷他，他侥幸成为领导者那样一种遗憾。
张悦：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旗帜人物，留下政治遗产。
许信良：对。完全正确，他退休以后一直想把自己定位为、塑造成一个台独教父，那个心理和毛主席晚年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旗手完全一样。
张悦：你在蓝绿两党可以说是两进两出。你不太善于迎合主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却使自己被孤立。其实你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央社”是当记者的，你这样的性格，为什么就不能去简单地做一个记者、学者，而非要介入复杂的政治呢？
许信良：我志不在成为记者也不在成为学者，这不是我从小的理想。我生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我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跟他们一起搞革命的人，一定是这样做的。一定会加入那个运动。
张悦：为什么不是国民党，国民党曾经也是革命派，北伐的时候，黄埔军校那会儿。
许信良：这个还是跟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有关。我是从来都认为，一直希望民进党除了民主以外，主张社会的公平，就像西欧那种社会福利政策。我一直强烈主张社会福利，推动一些政策，可是很多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民进党这一代的不幸，党还没有（真正）建立就执政，人民选举就成为执政党。执政太容易，简单讲就是光讲民主跟本土议题你就赢了，所以不求上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