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可就是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
许信良：对，他认为民主就是暴民。希腊的民主是一两万人的民主，现场的演讲，小城邦的民主，所以很容易成为煽动家可以操纵的民主。台湾的今天，某种意义上呢，其实很接近这样一个社会，就是彻底的自由。但这自由其实也是煽动家可以影响的。但是马英九、陈水扁是煽动家吗？也不是。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台湾现在有公民社会，可为什么政治领导品质这么差劲，这么糟糕？为什么会选无能的马英九，为什么会选择陈水扁我们认为这类二三流人物，人民为什么选择他？这个民主，这个人民投票只是说反映这个时代台湾政治文化整体水平。
张悦：才到这个阶段。
许信良：对。我们读政治的人，不能怀疑民主啊，我们一生追求，我们内心里面认为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读政治学的都知道，好多思想家批评这个民主，可是其实没有更好的制度人类实验几千年的结果，确实如此，所以有一种信仰，虽然现在对我们不利，这个民主会进步，人民整体水平是会提高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这样相信。
张悦：1990年代初你很早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大胆西进”的理念（1991年初，许信良通过日本社民党元老田英夫联系安排，取道大坂、密访北京——观察者网注），我觉得许主席你是一个聪明人，会对党内外情势有一个判断，可你提出这样一个超前的东西，去坚持它，让自己输掉了一个获得当台湾领导人的机会，值得吗？
许信良：对，你这个问得好。我自己也曾经反思，那个时候我也知道这个主张对个人很不利，很致命的。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我个性上的缺点。虽然是政治人物，我一生把这个当职业，但无法改变个性上的缺点，我想得很简单：如果你想成为台湾领导者，你不能面对台湾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整体看法，那你当领导干什么，你寻求权力干什么。
1990年代以后，我认为民主基本上完成了，剩下就是怎么深化、怎么优质化的问题。那是技术问题。很可惜，现在并没有做得很好。也许我乐观得太早。但1990年代，李登辉已经提出很多戒急用忍、限制台湾企业家和大陆接触这样的政策，他有强烈的把台湾抛离大陆的想法，长期以来台湾国民党就是从两蒋到李登辉都是这样，一直到90年代还是这个思维，我就觉得台湾政治领袖一定要改变思维。两岸关系对台湾是最重要的关系。你不要说为别的，就说为经济发展，台湾经济怎么地区繁荣。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具体迫切的问题。你想成为台湾领导者，你不能不触碰这个问题，不能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张悦：政治家难道不应该更讲策略吗？
许信良：是的，是的，没有错，我同意。但是你自己怎么想，作为政治人物你自己怎么想，这个不能有策略，你晓得我意思吧。是不是？这就是作为政治人物，我个人的缺点。
张悦：那么你怎么看待李登辉呢？你回到台湾后被判10年，他曾经把你从狱中特赦出来。
许信良：李登辉先生我认为他一生非常矛盾，他很幸运，成为台湾领导人，纯粹是人生幸运。我相信他都没有想到。李登辉这个人是学者，他真的是一个学者。他年轻时候，他是共产党员，是左派。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他也是曾经受过世界政治思潮深深影响的人。在国民党里我认为他是很好的政治领袖。但这个人一生充满着矛盾跟复杂。他对台湾和大陆问题，他对台湾定位是有一种自己的、有别于国民党的定位。他也找很多学者研究，后来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目的不见得是想挑战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