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看来，这个人事安排是对的。因为比起经济和金融的改革来，腐败的居高不下和愈演愈烈对中共是一个更致命的威胁，要扼制腐败的高发态势，就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不可。这由时势所决定。何况，当下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而且不管何种形式的腐败，只要涉及到金钱交易，在货币虚拟化的趋势下，总是更多地与金融有关，所以，选择一个懂经济和金融的官员主管反腐败，亦有利于反腐的推进。
总之，王的果敢干脆，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思想，熟悉金融事务，使他能够突破目前的反腐瓶颈，开启制度反腐新局。
事实证明，王没辜负习的期望。习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反腐，王是最得力的助手和主导者。这是旨在重建权威的在威权主义思路主导下的反腐。王对腐败的看法是，先治标后治本，治标就须以铁腕手段，发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将腐败高发的势头遏制住。
腐败上的治标，指的是严格执法，严惩腐败，它主要是针对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纠正和治理，属于事后补救;治本则指的是通过强化制度机制建设，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它主要是针对易发生的腐败问题进行防范，属于事前预防。换言之，治标突出的是一个“惩”字，严惩腐败行为，为治本创造条件;治本突出的是一个“防”字，从源头治理，解决问题。
面对目前的反腐败形势，中共一方面需要将各种治标手段都用上，另一方面，还要加大惩处力度，该够上刑事处罚的，决不能党纪处理;该够上监禁的，决不能监外处理；该杀头的，决不能不杀处理;该有罪的，决不能用功抵过。但是，这种依赖个人权威的威权式的治标反腐，也有缺陷，一是最高领导的个人威权毕竟有限，习的权威再大，也不可能大过邓小平;二是树敌过多，容易招致腐败者和政敌的反击。最高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各种缺点，包括人性上的弱点，决策的失误等，这就很容易被反对者抓住把柄。另外，反对者也会使用各种手段和计谋，让反腐者中招。一些腐败官员开始也很正直，但经不起行贿者花样繁多的手段，最后被套，不得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的个人权威若不是非常高，威权式反腐最后很难持续下去。
鉴此，在治标持续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开启对腐败的治本。事实上，好的反腐，在治标的同时，亦要治本。因为作为两种反腐手段，治标和治本并不是彼此分开，泾渭分明，非得要把腐败分子抓光了，才推出治本的制度措施。它们虽然履行自己的功能，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治标并不是单纯办案，而是通过办案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本措施与对策。实际上，可以把治标看作是治本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彻底治愈腐败，终究是要从治标转向治本。因此，如果想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不仅治标的力度要大，也要加强治本的准备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