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原标题：威权反腐与制度反腐
随着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此轮反腐风暴开始刮进政法系统，也标志着反腐进一步深入。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共有15名副省部级高官被查，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正职领导。而在12月，更是每日有一名厅局级官落马。
反腐本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反腐明显加强，这并非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之故，而是习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换言之，习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目前的反腐是一种威权主义主导下的反腐，即反腐依赖最高领导的权威，同时反腐也是为了建立最高领导的权威。
2013年2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发出了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承诺，并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腐败。中共过去的反腐，虽然曾有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党内大员被以腐败的名义拿下，但总的来说，打的基本是“苍蝇”，“老虎”不多。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可也说明，“老虎”不敢打或打不掉，背后反映的最高领导的权威不足。
接受这种教训，习近平誓言要将“苍蝇”和“老虎”一起打，体现出了习的反腐决心和重建最高领导权威的意志。腐败的危害，其实不在经济上贪污了多少钱，从经济的角度看，只要腐败的收入没有流出国外，最终会在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流向社会。腐败的危害在于使制度和法律失灵。也就是说，在腐败发生的领域，法律和制度基本不起作用。一旦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失去功效，那代替法律和制度的必然是官员个人的权力和各种潜规则。所以，腐败损害的是一个国家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权威。反腐，就是要重建这种权威性。
然而，在一个腐败多发的国家，依靠反腐重建制度权威，前提是最高领导和具体操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威权，否则，就难以压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那么，最高领导的权威来自何处?这显然是个悖论。打破这个悖论，最高领导需要一定的手腕，但首先他们自身及其家庭必须基本廉洁，而且无私。这里的“无私”不是指没有私心私欲，而是指为了政权的“千秋大业”，必须敢得罪人，不讲情面。应该说，习的机缘因会和世家背景，再加上个人的性格特点，使他恰好具备这些条件，比其前任有更多权威。重要的还有，习选择了一个和他一样有使命感、并贯彻其意图的“铁腕”反腐主导者——王岐山。从目前来看，中共选择王做纪委书记，是在人事配置上最正确的决策。
王学历史出身，饱读历史，真正能够从历史中感知千古兴亡系于腐败，因此，对当前的腐败现状，真正有危机感。而王在从政后，又多次表现出“救火队长”的能力和魄力。这于同腐败分子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反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魄力，不为利益和威胁所动。王在主管反腐败工作前，曾长期主管金融，是中共少数精通金融，有着丰富金融实践经验的要员。在十八大的人事分工中，社会曾普遍认为其可能会做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常务副总理，协助总理李克强，而对中共把这样一位人物放在纪委书记的职位感到不解，认为这会削弱金融体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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