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和平必须是合乎公义的，是合宜的，否则和平的结果就是姑息养奸。其次，面对挑衅与侵略必须恃吾有以待之，不可须臾怠惰，而要“有所作为”。再其次，则须谨记前人遗训，即军事力量的展现尤其需要“韬光养晦”，不宜得意洋洋，得意忘形，故就更不宜大肆宣传，檄告天下。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实在是“予不得已也”，甚至是令自己遗憾的，愈早解除愈好的。最后得想清楚，防空识别区在和平路径图中的位置是什么？
有清楚的和平路径图，不仅是为了邀请日本、美国共同反省，或警告各方不要玩火自焚而已，更重要的是自我警惕。唯有反求诸己，扪心自问，为什么必须要与天下围堵我的恶势力抵抗周旋？与他们针锋相对？有了深刻又清晰的答案后，才可能把提升并展现国防实力的意义，放在历史的长远发展中加以认识，有如此远虑，便能不急于一时的忧患。
中国养成自己作为未来的文明大国，从和平的大立场出发，便可以看到日本和平宪法的积极意义。和平宪法早就不只是绑束日本军国主义的机制而已了，其间所曾孕育的，其实 21 世纪所不可或缺的和平精神。那是来自于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之灾的群体的自我警惕。可惜，日本右翼抹煞了和平宪法的时代意义与历史成就，钻回了盟军加诸的紧箍咒，自怨自艾。
日本战后对和平的执着与付出，是否要因为日本右翼的偏执而一夕抹煞？右翼批判国内的和平势力为自虐史观，实则是他们自己陷入自虐史观，否则岂会以历史是万劫不复的渊薮，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大大可以陈述且赞扬和平宪法对日本战后发展的重大贡献，毕竟日本民间在世界各地散发的反核思想，对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纵然不乏利益算计，但是总的方向与原则，是和平发展。
在东亚风云变化莫测的当下，中国思想界不可袖手旁观，不可惑于一时炫耀的大国崛起。殊不知，日本右翼诉诸肉体化的挣扎，正是思想贫乏，丧失远虑而陷于短暂目标的结果。崛起的大国必须从文明的深度自我砥砺，追求符合公义的，合宜的和平，方能摆脱因为不得已的战备，所一时带来的兴奋幻觉。
（中评社特约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