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不是所有的垂直管理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关键还是要有配套措施，保证收上去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否则，未来实行的垂直管理也可能遇到和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相似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收上去的权力会得到很好的行使？
周黎安：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地方政府需要面对公众，工作出现问题，可以通过公众举报、上访等行为反映出来，而且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横向之间也能形成对比。可是对于垂直管理的部门而言，其不但缺少信息反馈，更缺少横向参照，监督起来难度会加大。
要保证垂直管理机制中收上去的权力得到很好的行使，简单来说就是要建立两个机制：第一个是建立来自服务对象的信息反馈机制，保证中央政府能对垂直管理机构的工作有充分的掌握；另一个就是监督问责机制。一旦通过信息反馈机制发现了垂直管理机构在权力行使中的问题，就必须进行严厉的问责。
中国青年报：一些人主张，下一步的改革要聚焦于增加地方财政来源，具体的做法就是增加新的地方税，比如房产税等。但是目前，在整体税负较重的背景下，通过新增地方税来保证地方财政来源是否行得通？
周黎安：财税体制肯定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且改革将主要集中于税制结构上。调整税制结构的意义不仅在于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同样也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履行其应有的公共职责。
就拿房产税来说，现在政府过度依赖卖地的财政融资模式必将不可持续。推行房产税有助于给地方政府提供比较稳定的税源，降低他们对卖地的过度依赖，未来迟早会大规模推行。此外，当前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是营业税与增值税，这两种税主要来源于经济活动和生产制造过程。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发展工业、增加GDP。因为只要GDP增加了，不用太过关心环境有没有污染、民生有没有欠账，反正税收足够了。但是，如果将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源之一，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买房，就必须关注当地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这就能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一种正面引导。
需要强调的是，当下，一切税制结构改革都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一定要保证企业和公众的综合税负水平不再增加。在这一前提下，可以通过改革税种设置、调整中央与地方在一些税种上的分享比例等方式，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源问题。如果只增加新的税收，对既有税收结构不作调整，那将会是最坏的改革方案。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税收再加上各种政府收费，我国经济当前的综合税负水平过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尽可能减少公众和企业面临的税负，应该是当前财税改革的一个重点。
在完善自上而下的官员考核体系同时，也应该建立自下而上的考核
中国青年报：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在学者、媒体的呼吁下，改变过分看重经济增长的考核模式，已经成为公众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的共识。然而实际中，对这种考核模式的改革却举步维艰（比如几年前频繁见诸报端的绿色GDP如今已鲜有人提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化GDP崇拜的现象。为什么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模式会如此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