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公司搬到不远处的北京宝隆大厦，重整旗鼓。从地铁站走到宝隆大厦要经过一条300米的狭窄小路。路旁有烤羊肉串和炸臭豆腐的小摊，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房屋出租的广告。路面坑坑洼洼，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卷起呛人的尘土。
马路的另一头是北京的新地王，今年7月3日，这个地块以17.8亿元的总价被拍出，溢价率30.2%，业内人士预计，未来该地块打造的产品售价可能达到10万元/平方米以上。
就在这条路上，魏雪明独自蹬着三轮车，跑了三趟，一个人把整个公司搬到了地王身后的大楼。为了节省运费和组装费，魏雪明一整晚都没合眼。但那时候，他内心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现在的魏雪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一年纯收入四五十万元。但他依然“睁眼闭眼都是压力”。为了支撑整个公司的运营，他一个月的支出有10万元，员工的工资占了绝大部分。此外，房租已由4000多元涨到7000多元，水电费1500多元，公司运行的成本逐年增加。
他在个人主页上写下：有人一辈子遭尽苦难，却毫无意义，有人经历磨难，却最终站上了人生的巅峰，突然顿悟，受苦的价值，取决于为什么而受苦。
就像魏雪明在自己的漫画里引用作家刘同的一句话一样：不要脸、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不然那只是一段日子罢了。
（二） 姜轩：回到老家才有稳定生活
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他仍旧选择离开
天津人姜轩（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回到老家当起了公务员。
姜轩说自己是“风险厌恶型”，他预感到继续在北京生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战，所以懦弱地逃离了”。
2007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姜轩开始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务专员，到项目助理，再到项目主管，到最后辞职回家，姜轩始终觉得生活不能称之为“稳定”。
“稳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稳定。”在北京，刚工作时，姜轩住着房租600元的学校单身教师宿舍，筒子楼，单间，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租金却已悄然翻番，达到1200元，而姜轩的收入却远没有随之翻番。他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吃饭、社交、旅行。他说自己那时候的工资“不吃不喝一个月可以买一部16G的苹果手机 ”。
姜轩也考虑过买房，但2008年时，已经“买不起”了，而结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狭窄的宿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就不稳定了”。
而且，姜轩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给他提了个醒。“我的一个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个在河北农村，一个在天津，是集体户口。朋友今年怀孕，需要办理准生证，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证明，所以办不下来。三地‘踢皮球’，就差一个章的事，谁都不给盖。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下来了，却又面临户口问题。小生命下个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么办”。
“小朋友降生后的户口很麻烦，不能随母亲在天津落户，因为集体户口不能给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们夫妇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农村。所以要想办法在天津买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还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学？在北京，不知道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在天津，他们都不住在天津。所以，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就会爆发。我作为一个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会有相似的问题，虽然京津两地很近，但问题依然在。”姜轩说，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现在离开北京，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轩不用付房租，不用买菜做饭，收入虽比以前要少一点，但“开源无望，可以节流”。公务员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上升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