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君玉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首相安倍十分卖力地推销其“积极和平主义”。无论是联合国大会演讲台、国会发言席，还是自卫队阅兵式、接受採访的麦克风前，甚至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研讨会上，每当提及日本外交与安全战略，安倍都在不遗馀力地大谈特谈“积极和平主义”，并把它作为“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招牌”顶礼膜拜。
按照安倍内阁的设想，“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综合性指导方针的“出发点”，其主要观点将汇总到拟于年底出台的“新防卫大纲”中，成为国家战略。
“积极和平主义”到底是何货色？这从该理念出笼的过程可略见一斑。根据日媒披露的内幕，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与解禁集体自卫权息息相关。今年七月参议院选举后，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及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持反对立场，令安倍十分被动。于是，安倍把负责外交及安全保障工作的官员召到官邸，指示他们“在表达方面下些工夫来谋求理解”，以避免集体自卫权因过度敏感而给人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智囊提出的最初方案沿用了过去日本曾经使用过的提法│“能动性和平主义”，但安倍认为这一提法“不易理解，无法一下子领会”，便亲自动笔，将其定义为“积极和平主义”，把解禁集体自卫权巧妙地融入“和平”之中。
对安倍这种偷樑换柱之计，外界看得很清楚。在野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直接挑明，这就是“以和平的名义把军事力量摆到面上来”。更有人直言，“这不是和平主义，而是好战主义”。连日本国内媒体都奉劝安倍要三思而后行。
“积极和平主义”是新瓶装旧酒。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就曾出现过“能动和平主义”的提法。在“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旗帜下，自卫队成功走出国门，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到柬埔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后来，日本自卫队还参与了叙利亚戈兰高地、东帝汶等地的维和行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借“特措法”向盟军提供支援。如今，这一切“突破”都被安倍拿来，用以打造新的“和平主义”概念。
无论是“积极”，还是“能动”，安倍最想说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动作为”。战后几十年过去了，日本要“突破”，突破战后秩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外交、安全上成为“正常国家”。日本重振帝国雄风的美丽藉口是“为实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理由是新形势下的“中国威胁”，目的就是要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和平宪法。领导亚洲抗衡中国是其“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安倍吹嘘成“为世界作贡献”。
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带不来和平，实质上就是军国主义，是战争主义。亚洲和世界需要的是日本对其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而不是战争挑衅。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还是“消极”点为好，这才是为世界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