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曾用软件对250个“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于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于一般网友。语言污化继而导致肢体和语言暴力,间接催生“约架”、“方韩之战”等事件。
据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无奈下,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享受这一特权的,有五岳散人,也有方舟子。
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后,罗昌平始终对手中的力量心怀警惕,这源于他曾犯的一个错误:2010年11月,上海余姚路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58人的死亡引发舆论狂潮。罗昌平辗转得到消息:负责起火大楼装饰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上海市静安区某领导妻子。他决定发布这个信息,出于谨慎,他在微博中特别注明了“传”字。
这条信息随即被证伪,罗昌平删掉了这条微博,并表示道歉。他却发觉信息已迅速传播。很多人在转发时,还去掉了“传”字。
五岳散人也有类似教训。2010年,因为转发了金庸去世的错误信息,他道歉两次。
自责的罗昌平,此后给自己确定了规则:发表一条微博,务必握有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而转发一条微博时,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再三求证。
但大V们的自查自律并没有减少横飞的口水。贺卫方曾思考被骂的原因:“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他说。
2010年浙江乐清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大V的公信力不复以往。当于建嵘一行人组织调查团,奔赴浙江调查钱云会被碾压致死事件,最后发布的调查结论,都倾向于认定钱云会并非死于谋杀。这一与公众期待严重不符的判断,遭到了猛烈抨击,大面积的观众认为,大V们被收买了。
看了太多论战,编剧宁财神最终表示了失望。他发现一些“攻击大V私德”的作战方式,会将论战者拖进泥沼,最终纠缠不清。
“当攻击一个人私德,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常识就被卷在一块,常识也变脏了。”宁财神说,“最后论战全变为了闹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曾反思大V公共言说的缺陷:“太多戾气,大家都吐痰。” “公众人物是个悲剧。”媒体人杨锦麟说,“一个人自诩为意见领袖,就跟人民币通货膨胀一样,一膨胀就完了。”
“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大V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潘石屹说:“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使用微博4年后,五岳散人感到疲惫了——他感到“没有办法把这种争论从网络层面引向真正的现实,这是挺可怕的事”。而面对最近的“打谣”风波,律师迟夙生甚至产生了“退V”的念头,“当个大粉丝,不就整不到我这儿了。”她开玩笑说。
抱有相同感受的是编剧宁财神。他回忆过去两三年,微博上大密度的公共话题,多从爆发、愤怒、抗争,直至无效,“它大量透支了社会的愤怒,人民变得越来越冷漠,这对国家、个人都不是好事。”
如今,他眼里的微博日渐扁平无力,最初热衷于参与公共事件中的人,都转向了自己的小圈子。认为是“读书人”的宁财神,也越来越不愿参与微博上的公共讨论。但他并不是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将想法放进写作里。
这是他最后的坚持了:“剧本要有清晰的价值表达。”宁财神尝试在着剧本《龙门镖局》里塞进一些常识,比如反对刑讯逼供,比如程序正义。
尽管也会被观众嘲笑“说道理”,但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失效的,“能说说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可以了”。
记者罗昌平也在持续思考。2013年3月,他曾赴英国考察社交媒体的管理新题。两年前,伦敦大骚乱后,英国政府部门曾一度认定: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等社交媒体是煽动民众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