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新浪微博管理团队，已不复当初携手大V翩翩起舞的姿态，从2010年开始，新浪即尝试采取措施，“打破大V的垄断”，确保自身安全。将开拓重点转至政府部门和官员群体，正是2010年新浪一张出色的政治牌。
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这样解释：“不能全是边缘化的人。”
到2012年底，入驻新浪的政务微博总数就达到了6万余个。这意味着新浪积极调整着微博的话语生态，也试图削弱着大V的话语权力。
“大家都吐痰”
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大V内部也产生分化。“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贺卫方说。
在李明亮看来，大V们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短短4年，微博网友由0飙升至5亿，表达的便捷、自由与匿名，更形成了唾沫横飞、众声喧哗的微博场域。一个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间开始占据“广场”，这是大V所需面对的难题。
2010年7月，第一个迎来微博重创的，是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出现的大V唐骏。方舟子和王小山多方求证后，证实唐骏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太平洋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
这一发现让网友们大跌眼镜。接下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了一系列对名人打假的质疑，李开复、刘瑜、韩寒，从“对事不对人”到对大V们私德的攻讦，微博上一时泥沙俱下。
微博也从虚拟广场渐渐变成现实的名利场。粉丝数量是一个账号影响力的直观表现。“买卖粉丝”、“僵尸粉丝”类似的新名词诞生了。而一些商业公司也开始将广告业务投放到大V身上，花钱请他们吆喝转发。一个懂得营销自己的人甚至团队，会火速走红成为大V，大V在过度消耗中走向污名与廉价。
2013年的央视“3·15晚会”，娱乐大V何润东的“8点20分发”事件再次将“大V”形象推向谷底。晚会播出过程中，何润东发布一条指责苹果手机 的微博，结尾是一句忘记删除的“大概8点20分发”。网民认定，“大V”在这里当“托”无疑。
大V不再单纯是影响力的代名词，开始滑向一个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的和嘲笑声的集合。
“老牌大V”王石更早就感受到这一点。2008年汶川地震，他因为号召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元成为众矢之的。潘石屹好心，帮老朋友说了几句话，也一下子陷入了“八九十万人的骂声”。
为了删除留言，潘石屹动员了公司推广部的同事，大概七八个人，四个人轮流值班删。混战到了最后。甚至连骂的人也累了，“我也骂累了，你也删累了，我们先一起吃饭吧，回来再接着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未曾想，纵使他将微博视作学术私地，会面临同样的唾沫横飞。2011年4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了对于李庄案的讨论。不料却陷入整日被咒骂、攻击的境地。最终，经过无数次徒劳的沟通后，这位平日脾气温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过1500个人。
有着相同境遇的还有学者童之伟和张鸣。前者只因在微博开展学术讨论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后者的反对者一度早晨8点准时开骂，下午4点结束，有着上班的节奏。而时尚界名人洪晃则把所有骂她的评论删除了——因为她的女儿会上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