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腾讯微博总编辑李方印象深刻的，是“自媒体”的新特性：每个节点，都是信息流动的一环。这深刻影响了信息的公开性和及时性。他清晰记得，2011年底甘肃校车事件，传统媒体一个小时后才赶到现场，而撞车后5分钟，腾讯微博的网友就已在直播。
虚拟广场的扁平化，则让前律师李庄印象深刻。2011年以来，借由微博，他极大拓展了所能触碰的信息边界——他联系上了重庆事件中的诸多当事人，甚至找到王立军的秘书忻建威，并劝说其面对公众，陈述冤情。
“打破信息的隔绝，每个人都是可以连接的。”如今，李庄每天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私信，远远超出重庆事件的当事人，“我就像有了一个私人电台”。
此外，传统媒体模式的相对固化和停滞，也助推了受众对微博的需求，也完成了传统媒体看似“不可能之事”。“想寻找新的言论空间。”历史学家章立凡回忆他上微博的动机。
几乎同一时间，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的纪实小说《中国，少了一味药》，在出版过程中遭遇了在他看来无理的删改。自那时起，他开始上微博，要成为“自觉的批评者”。“我开始认识到，写作不能仅为此时此世，更应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2010年宜黄拆迁也是微博在公共事件上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形成的节点。江西宜黄县人钟如琴因遭遇强拆而自焚。她的姐姐钟如九寻求媒体帮助，被当地政府阻挠在了机场厕所。记者邓飞等人通过“微博直播”，成功使其摆脱困境，最终还让地方领导引咎辞职。
而在《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看来，虚拟广场上的大V，借由技术赋权，更具备了影响社会现实层面的能力。2012年12月，罗昌平连发了3条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谋骗取贷款和包养情人。半年后，刘铁男被正式调查。
更让罗昌平惊讶的是，刘铁男事件后，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除了制约公权力，邓飞眼中的微博世界则更为广阔：2011年，他发起了“微博打拐”及“免费午餐计划”，学者于建嵘则发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彰显出大V强大号召力的同时，也显现了网络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权利。”对于微博所构建的新型虚拟广场，上海大学副教授李明亮这样评价。“大V处于舆论场的金字塔尖。”
“微博大V是网络时代与时俱进的新贵。是新传媒造就出来的明星。”作家金仁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潘石屹微博询问PM2.5问题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纵使“新贵”们正如日中天，研究者李明亮却预见了隐患：微博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主导公共舆论的权力却逐渐向“大V”集中。
2012年，香港大学曾对1.2万新浪微博用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为期7天的研究期里，八成的用户并未撰写原创内容——看上去，新浪微博不像城市中心广场，而更像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
在李明亮看来，“蝴蝶效应”在微博上随处可见——任何化身为大V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都可能掀起一场无法预料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