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研究就曾发现：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如不能激活他们，则无法将事件推向深入。
2011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备选“年度20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
任志强则回忆，国务院会议上领导两次点了他的名字，都是因为微博——领导们定期会看他的网上发言，一篇关于“保障性住房大跃进”的文章刚上网，第二天文章就被批示到了住建部。
在此次打击网络“大谣”风潮中落马的薛蛮子，也曾这样彰显过作为“大V”超出互联网以外的影响力：2013年1月，李承鹏签售现场，嘉宾薛蛮子被保安挡在门外。他打开了手机，告知保安：“我是薛蛮子，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根据监测结果认为：关于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
但“现实”同样在关注着正在起变化的网络。2011年下半年，因为老婆老咳嗽，潘石屹决定在微博上直播美国大使馆每日公布的PM2.5数据。一个月后，北京市环保局找上了门，“让我不要发了”。
甚至因为潘石屹发起了投票——询问政府何时公布PM2.5国家标准，被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还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关部门的人也曾找到任志强。讨论主题是如何利用微博，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不希望把微博关掉，而认为微博应该成为被正面利用的东西。”
以“大V”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很快就显现硬币的另一面，最为显著的则是政府部门对大V的管控，以及对谣言的打击。
在此之前，作为商业利益的追逐者，新浪在官方监管与公众需求之间小心保持着平衡，并试图坚持一些温和的原则。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彤曾这样表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
新浪微博也曾在原有规则内作出努力。2010年11月，新浪推出了“微博辟谣小组”。由新浪员工具体核实消息的真实性，最多时小组有9名员工。
但这个小组很快陷入无法承担的繁重工作中。为了核实一张怀疑老人被城管殴打的照片，小组成员前往上海，前后调查了一个礼拜，才确定其为谣言。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运作让其作用如杯水车薪。
复杂的行政压力与现实困境下，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