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年缠访、重复上访现象的背后，实际还有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为一张脸活”、“不争馒头争口气”的观念在作祟。这是因为，绝大部分上访者是来自于乡村这个以血缘、亲属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 在乡村这个狭小的生活空间，摊了官司还败诉，或者说，挨了欺负还没地说理，不仅对于当事者个人还是其家族，都是“没面子”的事情。 为了挽回面子，赢得尊严，上访者会倾尽个人乃至家族的全力以求胜诉， 甚至是 “一访到底”、誓不罢休。 正如有的上访者所流露出来的，“我现在也不想再上访了，也告得精疲力尽了，但我‘上了贼船，不告不行啊！ ’不告，我的面子下不来，也怕村民们说我理亏了，甚至怕别人笑话我胆小怕事退缩了……”实际上，这正是许多上访者锲而不舍、以精卫填海的勇气、长年累月奔波在上访路上的一种很朴素的想法和很重要的思想根源。
五、结论：游离在传统情理与现代法治之间
上访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源远流长、历代不辍，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 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亦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法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的载体。 其形成，可以说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惯性所造成，非一时兴起，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上访热”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中国社会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痛苦。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访乱象的治理、走出当前不正常的“上访热”，理应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拐点。 上访，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化解社会矛盾的部分社会职能，契合了民众的某种心理需要，但在现代法治文化的视野之下，底层民众“偏爱”以上访的方式反映诉求、寻求救济，有了纠纷直接去找上级、去中央上访而不是去法院，可以说，这在任何一个追求现代法治的国家里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或者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里，这种现象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这本身就体现了民众对司法和法治的不信任。
不可否认的是，“上访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带来了长效、强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上访体现了党政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方针，有助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员贪腐，实现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但为此在实践当中却使党政机关不堪负荷；上访为“清官”、“父母官”的亲民、爱民、重民形象的树立提供了平台，为党政权力介入司法决策提供了合法渠道，但进一步促使了司法的边缘化。 甚至可以这样说，上访者成功的概率越高，事实上对司法威信、法治权威的打击也越大。 一言以蔽之，上访成功之后产生的感激之情，是上访者对（清官）个人的，而受到打击的却可能是法治权威以及政府行为、司法行为的正当性和公信力。这正是社会各界对之多有诟病、甚至被当做“人治”的产物和“法治”的对立面来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于上访这样一种有着浓郁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社会认同的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对其进行一种情绪化、一无是处的批判，不屑一顾、一无是处的否认和无情鞭笞，并不是解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困境的上策。 解决当前的上访治理过程中的“困局”，让中国法治发展走出“上访怪圈”，必须有一个宏观思路，不能在上访而言上访、就上访谈上访。 必须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下的法治化进程当中去谈。
在现代法治文化的大视野下， 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选择“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 我们必须在鼓励推行司法独立和法治的同时， 减少公众对上访的盲目信任和追随，让信访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工具的作用限制在合法、有限的范围。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让上访回归其本来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两项功能。在上访与司法二者关系的处理上， 一定要明确上访只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辅助、补充性质的渠道。 大量的矛盾化解、权利救济只能依靠国家解决社会纠纷的正式机制———司法去解决，应确立司法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解决机制的地位与权威。解决“上访热”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将上访治理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严守上访事项化解的法治底线。
正如钱穆所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法文化本身。 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其核心就是一个法治文化建设问题。 “上访热”的降温，对于司法权威的忠诚与尊崇， 以及由此决定的现代法治目标的推进，都需要现代法治文化的铺垫，需要理性成熟的公民文化、法治意识、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法律救济能力的培育。 而这种法治文化的养成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也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地推进。这将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是一日之功、非一日之寒，不能一蹴而就，更需要长的时间去见证、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