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文化视角的观察
【摘 要】 “信访不信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怪象”，甚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老百姓为什么“爱”上访呢？ 在寻求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是选择常规的司法途径而是偏好直接去上级机关“告状”？这确实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现象”。 认识这一现象，必须考虑我国传统法文化在其中所起的潜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法文化的视角观之，上访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治理传统；它游离于传统情理与现代法治之间。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法文化本身。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其核心就是一个法治文化建设问题。
【关键词】 法治文化；上访“偏好”；民本主义；治理传统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 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在汉语当中，文化是“人文教化”的简称。“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文字、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信仰等，“教化”是该词的重心所在，其含义是人们共同的行为规则产生、延续、传播以及得到遵守和认同的手段和过程。显然，“文化”的本义是以“文”陶冶人的性情、教养人的品德、规范人的行为。 作为特定的民族、 种族适应特定地理和人文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内涵自然包括了这些民族和种族关于法律的认知、评价、态度、心理、情感、习惯，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法律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人们的行为方式。 此乃“法文化”的内涵与要义所在也。
曾几何时，“信访不信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怪象”，甚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重复上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缠访、闹访亦成为各级政府的敏感话题和忌惮之事。老百姓为什么“爱”上访呢？ 在寻求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是选择常规的司法途径而是偏好直接去上级机关“告状”？这确实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现象”。如果有人说老百姓上访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普法”，他们的法治意识增强了，所以“爱”上访了；或许还有人说，这些上访户都是些没有法治观念、无理取闹的“刁民”，他们之所以“爱”上访，是想通过上访获取常规救济渠道所不能给予的“要价”，等等……这些解释所反映的情况可能在现实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但过于简单化、想当然，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难以服众。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偏爱”信访，且“一访到底”、坚持不懈究竟是为哪般？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之所以“偏爱”上访，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但恐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考虑我们的传统法文化在其中所起的潜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把当前的“上访热”现象置于中国社会法文化的分析视角之下，对中国人“偏爱”上访这种现象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现实逻辑，择其要者，略加述说。
一、上访：一种民本主义的治理传统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当中，进京上访都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 《尚书》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里讲的道理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意不可违，民间的声音要上达天听。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是故为水者决之导之，为民者宣之使言。 ”为此，统治者要给老百姓告状的自由，听取坊间的各种议论，才能做到建言立政、下情上达，才能平息民怨、防微杜渐和安固政权。
我国封建帝制时代，不管是“公车司马”、“登闻鼓”，还是“上诉御史”、“邀车驾”等上访形式，都是向民众传递皇帝“爱民”、“亲民”、“重民”、“听民”的重要形式，是实现民本主义施政思想的制度安排。
自先秦时代起，各朝都设有专管“上访”的职能机构和专管官吏。 遇有大案要案，御史台、都察院、大理寺等中央机构都有可能参与决断，或是派出专案官员（钦差大臣）去案发地进行实地调查。 对于社会影响特别大的案件，有可能皇帝本人还要亲自过问。 通过“上访”、“越诉”这种非常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即跨越行政层级直接向更高层甚至是皇帝本人诉说冤情，底层民众被允许跳过科层制的若干等级与最高权力建立某种直接联系。
一方面，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能够跨越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求民隐之上达”、获取很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信息，通过“申天下之冤滞”清除一些贪污腐化、为害乡里的地方官员并由此形成对其他官员的强大威慑，达到朝廷对地方自上而下的有效监控；另一方面，民间郁积的不满、怨气得以通过“上访”的通道释放，让底层百姓相信皇帝是“爱民”的，他们的事情可以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之内得以解决，从而避免他们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故此，封建时代的开明君主一般都很重视底层民众的“越诉”（也称直诉或上控）。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对民间“上书言事”的慎重态度：“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 ”明朝朱元璋向天下诏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臣民言事者，实封达御前”。他恐吓地方官员“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 他甚至明文规定，允许百姓为了“尽除民间祸患”可以成百上千集体进京上访、“赴京面奏”。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信访制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扬弃和延续。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与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传统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依然深刻而久远。从信访制度的政治定位和社会功能来看，中央一直把它看做是“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意见、建议和要求，自上而下监督地方官员的重要途径。允许甚至是鼓励民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意见和诉求，成为实践当中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面。党中央也把信访看做是群众信任党和政府的表现，即“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正确的、合理的；虽然其中也有很多是片面的意见，不切实际的想法，很琐碎的事务。但是群众能够向我们提出来，本质上是信任党和政府的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