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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当我们去考察香港的“双非”和“菲佣”（或宾妹）问题的时候，也应当放在自由制度的层面上。
香港在限制双非的同时，终审法院却甘冒中央之大不韪，毅然决然判决落地儿童拥有香港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所限制的，乃是无限制地对于香港资源的侵占；但是对于已经在香港出生的孩子，遵循自由的原则，必须给予身份的承认，这如何是对自由的侵犯？
在宾妹问题上，他们的确否决了他们的居住权。但是香港有着合理合法的定居和移居的条件，一如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一样。终审法院的裁定，不过是依照了法律，并没有给一个特殊人群法外开恩，如何变成了对于自由的缩减？
双非父母不满自己的地区和制度，一心只想把孩子生在自由的香港，可惜，他们自己多数并没有留居香港筚路蓝缕开创新天的意愿；宾妹们在香港获得了雇佣和薪资，香港人并没有歧视她们，而只是并没有给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定居的权力。
设若双非父母愿意离乡背井在香港寻找自由，又设若“宾妹”勤于学习进阶专业人士，香港是否还同样拒绝他们的移民？香港并没有对所有的人关上大门。我也十分相信香港必然在许多的具体移民案例上有误判甚至颟顸，但是，香港仍旧是一个允许移民的城市：只是并不开放给所有人。这，真的是自由的堕落吗？
我们这个国族，是一个缺乏自由训练的国族。
的确，自由是需要学习的。其中有一点，就是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任何一个自由，都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来作为背书，具象化和可执行。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才会了解自己的自由；了解别人的自由制度，才知道自己需要建设怎样的自由制度。民主决策、法律裁定和地方主义，都是自由制度具体而微的实践。
我并不赞同所有的香港行动。比如蝗虫说，那是一种带有侮辱的民粹；例如对于内地女性是否怀孕的检查，那并不是一种良性的行政。但是我却并不认为在港陆之争中的香港政策和行为，是自由的堕落，而毋宁是在压力之下的一种自由制度本能反应。其中有对有错，但在长期的自由训练和民主结构下，它能自我调适。
反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巨大的制度和人口压力之下，香港覆巢之下，终于沦亡了自由制度，而生长出一个具有内地城市模式的世故与犬儒。那个时候，才是需要悲恸的时候。
